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自己的帖子自己骚日的顶是啥意思嘛。
作为南漳学子，你善国君当是楷模但是这份感慨，却不应该在这里发泄。你不是一个俗人，自不该在这里浪迹，你完全应该开了博客，公开给南漳有识之士，那才是可以让你一展雄风的地方，难道不是么？
--与君商榷wzg21e 善国兄遇到什么问题了?
一个做学问的长者应当心态平衡,
宁可食无味,不可居无竹!wzg34e 同感wzg26e wzg11e 夫子啊，我没时间看啊。写个回忆录，自我陶醉去吧{:7_486:} 善国兄：你是一个很有真才实学的文化人，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在这里发泄会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找同僚和知已去沟通一下吧！ 拜读了。对年轻人很有启发意义！ 回复 但是太多 的帖子
他的电脑可能遇到问题了，不然没有可能自己顶自己的帖子那么久！ 小老弟你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儿了！能有今天的美好结局，知足常乐吧！ 回复 但是太多 的帖子
估计是网络出了问题，点一下没上，多点了几次，结果都上了。 言之有理！
楼主的大名咱是如雷贯耳，南漳的楚文化劳烦你多宣传宣传。如今的网络上竟然有说那个和氏壁是什么安徽的，真是气死咱南漳人民了。
浅述和氏璧的历史文化
地位及其地质旅游文化价值
王善国
［内容提要］和氏璧产于湖北省南漳县巡检镇金镶坪玉印岩，周代卞和得玉后，两次献与楚王，而遭刖足之祸，第三次献玉时幸被楚文王所识，遂命曰“和氏之璧”。秦统一六国后，定为“传国玺”，从此视为封建皇权的最高象征，演义出了离奇古怪的争夺璧玉的战斗（战争），终因其流传和下落而成千古之谜。
［关键词］和氏璧玉印岩卞和南漳县荆山。
和氏璧以其产地、质料、真伪和下落而引发了千秋风波，铸造了今古传奇。一块璧玉何以招致了扑朔迷离的神异故事，改变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轨迹，这是令它的发现者——据说是楚国荆山（今南漳县境内）一名普普通通石匠（亦说为樵夫）所始料不及的。同时，也令历代封建帝王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据璧玉为己有，并视为封建皇权的最高象征，演义出了离奇古怪的争夺璧玉的战斗（战争），这在古今中外的文物珍宝流传中是绝无仅有的。南漳县作为和氏璧的产地，和氏璧可以充实荆楚文化内涵，弘扬民族传统文明，开阔游客视野，丰富精神生活，提高南漳县地质旅游知名度，加快建设都市后花园和生态文化旅游长廊的步伐。
一、和氏璧的历史演变
据《韩非子·和氏篇》载，楚人卞和在今荆山玉印岩（也称“抱璞岩”、“抱玉岩”、“泣玉岩”，今南漳县巡检镇金镶坪）对面的凤凰台掘得一块“玉璞”（又名“石包玉”），即自信是块“宝玉”，先献与楚厉王，宫廷“玉工”以为“非玉”（石也），只是块普通石头，以欺君之罪（言诳）强加其刖（跀）刑，断其左足，后又遭楚武王之拒，断其右足。至楚文王继位后（约公元前684年至公元前681年，即楚文王6年至9年），他又抱璞哭于荆山中，三日三夜，泪尽血出，文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卞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文王使玉工“理璞”（剖玉加工），果得宝玉，便命工匠将其加工、雕琢成一块白璧，作为传世之宝，妥善保管，为了彰显卞和三次献玉的功劳，更因感念其忠心耿耿，特命名曰“和氏之璧”，后人遂称为“和氏璧”(因产于荆山，后人又称“荆山玉”、“卞和玉”、“金镶玉”，民间也称作“荆璞”)（亦说璧平圆形，正中有孔，既可作礼器，也可作装饰品），并封卞和为零阳侯（亦作“陵阳侯”）。世人有诗赞曰：“荆山璞玉堪国宝，卞氏爱国刑祸遭；厉武无知恨千古，慧眼文王万户晓”。据民间传说，楚将昭阳灭越败魏，功大，楚文王以璧赏之，后昭阳在一次宴会中失玉。赵惠文王十六年，内侍谬贤一日遇外客求售白璧于市，便以五金买之。当时楚之玉工赴魏谋生做玉工活，谬贤以璧示楚之玉工，玉工大惊曰：“此真‘和氏璧’也！楚将昭阳正悬千金之赏求购此璧，今日竟落于君手，此璧为无价之宝，须细珍藏，不可轻视于人”。赵惠文王知之，以隐宝欺君，便伪装狩猎过谬贤家门，抄其家强取之。秦昭襄王获悉，假以15城换璧。赵王迫于淫威而无奈，只得派蔺相如怀璧使秦，相如不辱使命，设计演出了惊心动魄的“完璧归赵”一幕(约公元前283年或282年，即周赧王32年或33年)。因而，和氏璧又被称为“连城璧”。事隔50多年后，秦灭赵(公元前228年，秦王政19年)，和氏璧又落入秦国。秦统一六国后，规定了玉玺制度，命廷尉李斯（后来才当丞相）琢磨和氏璧，史载方四寸，上勾交五龙，作为皇帝之玺(国印，玉印)，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说为“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八个鸟虫形篆字刻在璧上，并想代代相传，因此称为“传国玺”。据史载，由秦始皇下诏、李斯书写而制成的传国玉玺，方四寸，上勾交五龙，其文一说为“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另外，还有乘舆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这些玉玺确定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秦始皇暴死沙丘后，赵高利用和氏璧篡权。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入咸阳，秦子婴献玺，计214年。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公元8年)，小皇帝(孺子)刘婴仅两岁，玺由汉孝元太后代管。莽命弟王舜进长乐宫索玺，太后怒斥，将璧“投之地”，被摔坏一角，经黄金镶补，从此留下瑕痕(玉印岩所在地——今南漳县巡检镇金镶坪村名称即来源于此)。汉光武帝中兴，玺归刘秀。东汉末年，十常侍作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乱，仓惶逃跑间忘带传国玺，返宫后传国玺已下落不明。据《吴志》载，各路诸侯讨董卓时，孙坚率先攻入洛阳城，从井中得一宫中女尸，她身上揣着一红色小匣盒，匣中之物，正是这颗缺了角修补后的传国宝玺。孙策用此玺从袁术那里换来3000兵将，从而奠定了孙吴霸业之基。袁术败，宝玺理所当然地就归属曹操。此后，和氏璧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各代皇室和农民起义军中辗转相传，计1640余年。令人遗憾的是，它于五代时突然失踪。据传，后唐废帝李从珂时，北京留守石敬瑭勾结契丹人耶律德光攻打洛阳，李从珂带传国玺同刘皇后登玄武楼自焚，自此（公元936年）和氏璧查无下落。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后，仅获后周两方宝印，未见传国玺。由于和氏璧的下落不明，后世的开国皇帝均以此为缺憾，明太祖朱元璋开国时有三件憾事，其中首件就是缺少“传国之玺”。
由于历代统治者极力宣扬传国玺是“天命所归”，为封建社会皇权、政客所逐鹿，因此后来均有以假乱真的“传国玺”不断问世。如北宋绍圣３年（公元1096年），咸阳段义于河南乡掘地修舍，获一方“色绿如兰、温润而泽”的玉印，经蔡京等13名官员“考证”，奏称哲宗“真秦制传国玺”。清初，故宫交泰殿贮御玺39方，其中一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被人称为“传国玺”。公元1746年(乾隆11年)，乾隆皇帝从中钦定25方宝玺时，将此方宝玺剔除，可见是赝品。传国玺到底“流落”在哪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总有一天人们能借助于文物考古和现代科技来解开传国玺失踪的千古疑案，让这块失传已久、国人倾心、具有神秘色彩的“国宝之最”重见天日
二、和氏璧的质地构成
和氏璧是我国古代“传国之宝”，举世无双，被尊崇为国家的象征，“荆山之玉、灵蛇之珠”(即“和璧随珠”［“随珠荆玉”］)为神奇珍宝，“国宝”是无价之宝，也非“价值连城”所可形容。《史记》称和氏璧为“天下所共传宝也”。初唐诗人杨炯《夜送赵纵》诗曰：“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喻其极为珍贵。五代时前蜀道士杜光庭《录异记》卷七“异石”中记：“岁星之精，坠于荆山，化而为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卞和得之献楚王，后入赵献秦。始皇一统，琢为受命之玺，李斯小篆其文，历世传之”。其何以弥足珍贵，令人费解，古往今来也为之倾倒。“金镶玉印岩，面对凤凰台。地灵人杰多，福自荆山来”。数千年来，这是南漳县人民对自己家乡的赞美和歌颂，历代《襄阳府志》、《南漳县志》都有明确的记载——卞和是南漳人，玉印岩就位于南漳，和氏璧原本就是在南漳发现的。南漳县民间也有“玉石不分”之说，概源于和氏璧的质地构成。
据地质专家介绍说，拉长石是硅酸盐长石族斜长石的一种，一般为白色，玻璃光泽，在表面上沿一定方向看，有时可见到蓝绿、紫红、金黄等色调，斜长石通常用An分子的百分含量来表示斜长石的成分，拉长石属中性斜长石，An含量50－70%，纯净而色泽美丽的斜长石可作宝石，由于拉长石在某个方向上可以闪现出像太阳光谱的七彩而得名为“光谱石”，这只是一种特殊的光学效应，偏离这个方向可能就难以观察到。
“璞”是未经加工琢磨的原石，璞又常有“皮”，有的因玉石在变质时形成“包含结构”，将好玉包裹在里面，还有因成为漂砾存在水流中形外壳呈铁锈色包裹，为氧化或铁质所染。当代地质界和考古界也认为和氏璧有“变彩”的特征，1921年，地质学家章鸿钊老先生在《石雅》一书中，肯定和氏璧是产于荆山地区基性岩的月光石，即拉长石，认为“和氏璧为宝石性质的拉长石，具有碧绿和洁白的闪光，转动一定方向，方能出现”。这也是和氏璧区别于“洁白无瑕”的和田玉之处。楚文史学家、地质考古学家一致倾向此说。有人说和氏璧是绿松石、蓝田玉或翡翠之类，绿松石自古产于鄂西北，表面色好，但无“色碧”和“色白”变化（变彩），质较脆。月光石(拉长石)表面光泽较差，“多为璞”(即玉外包有泥土或石头)，经打磨后，阳光照射下可折射多彩，质不脆。元好问《论诗绝句》：“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珷玞”（珷玞，像玉的石头，即璞石、石包玉）。南漳县板桥镇雷坪董家台一带所产的一种石头即为拉长石，采掘此石后经加工，呈透明状，光泽好，有史书中关于和氏璧描述的直感。且绿松石早在石器时代晚期已被我国古人所饰用，春秋时期宫廷玉工不可能不认识它。“蓝田玉”(陕西出产)色泽好，比绿松石韧性强，古来已出名，但质地不如月光石(拉长石)，古代运用广泛，不可能像“和氏璧”那样“物以稀为贵”。至于翡翠(中国古为鸟名，后借指碧玉)之说就不足信，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曾认为认为，18世纪后，翡翠才由缅甸输入中国，国外称为“硬玉”，中国借鸟名称之，翡翠亦有“玉中之王”的美称。其实我国早在新石器晚期已有翠绿硬玉制作的镞形器，周代的翡翠刀柄，汉代的翡翠多次出土，唐代的翡翠制品也多，古代典籍所载也多。李博士的结论虽站不住脚，但尚不能断明和氏璧即为翡翠制品。所以，和氏璧只能是“荆山玉”，即月光石(拉长石)。
三、和氏璧的重要影响
和氏璧演奏了千古绝唱，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象征。和氏璧为众璧之首，楚人之骄，“天下第一美玉”，为其他玉石所不可比拟。李约瑟博士说：“对于玉器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特色之一”。自古素有“金有价、玉无价”之说。早在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可以从石块中区分出“石之美者”(即玉石)，我国发现的玉饰佩件已有7000年历史。考古学家认为，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之间有一个玉器时代，构成了独特的“玉文化”体系。中国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以玉分赐部落首领，作为享有权力的标志。夏商周三代有专治琢玉的“玉工”，掌管玉器的“玉府”，商代更是嗜玉如命。
传说中国的印章起源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据考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印，执政所持信也，从爪，从节，会意。爪持节，以表信也”，清代段玉裁注解：“凡有官守者，皆曰执政，其所持节信曰印，古上下通曰‘玺’”。也就是说，在上古时代“印”、“玺”都是执政者用来表示自己的身份和权力，作为一种信用的标志和凭证。而“玺”字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是“王者印也”，这是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能称“玺”，臣民的印章只能叫“印”，而且不准用玉石，“印”、“玺”二字从此有了区别。到了汉朝，皇后和王公的印也可以叫“玺”了，但“玺”一直成为帝王的专利，也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是国家的重宝。唐朝武则天的时候，她说“玺”与“死”字谐音，不好，改“玺”为“宝”，唐中宗即位，又称为“玺”，唐玄宗时又称为“宝”。此后，皇帝的印章大都称为“宝”，直到清朝灭亡。
拉长石虽然并非很名贵，但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历史魅力呢？一则是拉长石材料稀少和质地色泽吸引人；二则是在“和氏璧”宝石上刻字成为玉玺后，就代表了皇权，拥有了它就意味着有当皇帝的资格，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就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地去追逐、争夺它，这样就可使封建帝王“受命于天”、让封建社会“既寿永昌”。
拉长石（月光石）虽也属于宝石、美石类，但作为玉石古国、大国，我们有必要在此阐述玉文化的主要作用，以利读者共赏、共鉴、共享。即妆饰美化作用（佩戴，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佩玉者）、珍藏流传作用（自古视“玉”为“宝”）、方术神化作用（方术之士认为玉可为生者避邪、为死者保尸，涂上神秘色彩，如构制金、银、铜镂玉衣。魏晋南北朝时炼丹之风大盛，“食玉”以求长生不老）、维护统治作用（历代帝王所谓的“传国玺”都是以玉制刻，表示拥有最高权力。宋代徽宗嗜玉成癖，精巧仿古玉器层出不穷。明代御用监设有“玉作”，专为皇帝制作玉器）、经济贸易作用（中国古代东半部并不产玉，玉石材料大部分来自于西域和田，即今新疆和田一带，“和田玉”又称“昆仑玉”，亦称为“玉中精英”。为了玉石贸易，以和田为基点向东向西，在公元前13世纪即已形成一条“玉石之路”，它比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早1000年。明代苏州是著名的民间玉雕产地，清代玉琢业更为发达）、伦理道德作用（孔子言：君子之心如玉。玉德比君子，完善无以复加，故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说。古书上还说玉有“六德”，即“温润而泽比于仁，缜密以栗比于智，廉而不刿比于义，垂之如坠比于礼，扣之其声清越以长比于乐，瑕瑜不掩比于忠，孚尹旁逵比于信）、宗教礼仪作用（商代以玉为祀天祀地之礼器，以后凡国家祭祀、宴飨、朝礼、聘礼，无一不用玉，非玉不办，国家重典、社会礼文，未有不以玉成之）、评价人才作用（称颂人才为“璠玙器”、“怀瑾握瑜”，颂扬人的气节操守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保健美容作用（玉石中含有锡、锌、锰等微量元素，长期接触佩玉，按摩人体，有利于体内各器官功能的平衡）等。古代社会除在祭天祀地时使用玉器以外，玉还是权力、财富、高贵的象征，而且是吉祥如意、辟邪恶、“食之以长生、葬之可不腐”的神奇宝物，因而和氏璧主要是在历史上起着政治统治、珍藏流传以及伦理道德作用，以皇权象征居主导地位。
楚国和氏璧、唐代夜光杯（夜光杯是古代一种用玉琢成的名贵饮酒器皿，当把美酒倒置于杯中、放在月光下时，杯中就会闪闪发亮，夜光杯由此而得名）、明代“一棒雪”梅花玉杯（玉杯“一捧雪”是明代工艺，玉质晶莹，构思巧妙，雕琢精细，为明代玉器之上品，因“酒入玉杯，有雪花飘飞”之感而得名），在中国文学史上流传着脍炙人口的故事，“卞和献玉”举世皆知，“完璧归赵”家喻户晓，金镶玉印中外闻名。在“宝石学”中，玉石仅次于钻石而名列第二，在历史上确实具有特殊地位，“和氏璧”是一种美玉，世界上有很多关于玉石宝贝的美好传说，可从来未有一个像“和氏璧”那样引人入胜、动人心弦，至今有文字记载的、颇为传奇的历史故事就莫过于和氏璧了。原南漳县图书馆离休干部谢见世著有传奇小说《和氏璧千秋风波》、南漳县文体局离休干部刘久和著有历史小说《玉魂》，将和氏璧的流传过程描绘得复杂曲折，渲染得神采飞扬，叙述得引人入胜，但历史小说侧重于情节构思，故事虚构可谓淋漓尽致。
和氏璧也为楚熊绎后裔的南漳人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神话传说。南漳人民自古就有崇玉的情结、赏玉的习行。民间认为，当初女娲娘娘在荒山无稽崖下炼石补天，炼了三万三千三百六十一块宝石，补天后仅剩下一块放在荆山脚下岩洞里作镇山之宝，以便传世。林中凤凰尤为喜之，飞越无数山河到“朱砂坪”衔回朱砂填宝石，从不间断。后人把落凤凰之山叫“凤凰台”，半山腰有一眼山泉，凤凰衔砂填宝后洗嘴之处叫“洗嘴池”。因“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古代荆山一带多产玉石，如今南漳县西北山区荆山一带也少量地出产数种美石(“月光石”、“绿松石”，也产镐石等)。民间传说卞和为石匠，故可获此璞玉。南漳县境内此类美传较多，如传说和氏璧珍贵就珍贵在于它作为玉玺后“日踏千张纸，夜吃四两砂”等等。后人对和氏璧赋予的美名亦多，南漳县也以出产和氏璧而尊贵，并成了地灵人杰的“风水宝地”，赋予了“金山银水”，成为美丽富饶的“金南漳”。
《中国名胜词典》记载：抱璞岩在南漳县城西约75公里荆山麓。和氏璧的产出地也为南漳县人民留下了丰富的人文景观和历史遗址遗迹。古人称“泰山景高，荆山独秀”。今巡检镇有卞和得玉处——金镶坪玉印岩、凤凰台、凤唳台，与之相关联的有卞和故里（卞和宅）、卞和墓、靴鱼洞、卞和庙、玉玺山，卞和与文王画像，为古今人们所崇敬瞻仰，祭奠者络绎不绝，历代政要官员、文人墨客、沙场将军多有咏作、题字和碑刻，现存石碑10余块，其中明代（成化23年，即1487年）和民国时代石碑各1块。乾隆《襄阳府志》载：“卞和故宅在荆山下，杜氏通曲云，南漳汉临沮县，北有荆山周卞和泣玉处也。相传其山有卞和宅，又荆山顶有甘泉，下即卞和宅故址，尚存，今为庙”。卞和石像前原有石碑，文官至此下轿，武官至此下马。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4月），国民党陆军中将师长许长林敬题、青海抱罕张子衡监修、山东浦台高金铭书丹“玉印岩”三字及碑文。旧县志载，唐朝以来名臣文人诗赋17首。唐代诗人胡曾过抱璞岩吟：“抱璞岩前桂叶稠，碧溪寒水至今流。空山落日猿声急，疑是荆人哭未休”。辛亥革命要员、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冯哲夫吟“和氏璧何在？空传抱璞岩。犹多怀宝者，怕受玉工谗”。建国后，玉印岩分别被列为襄樊市文物保护单位、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旅游资源大县增添了光彩。今人在卞和的故乡——南漳县巡检集镇建有人文景观卞和塑像，另建有卞和商场、卞和宾馆，修有卞和路、卞和街，各地生产有“卞和”、“金镶”、“玉印”等系列工业品、农产品、旅游商品、民间工艺品，有“金镶坪”古地名，以示对卞和的纪念，对和氏璧的钟情和眷恋，玉印岩遗址所在地也成为湖北南漳水镜湖地质公园的重要园区。
据古籍载，“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联珠”，通常所说的璧，也是中国古代流行的平圆有孔的玉，是极珍贵的饰品。珍珠联成串，美玉合成双。正是集高贵，祥瑞与秀美于一体，故称作“珠联璧合”，后人藉此来比喻人才或美好的事物聚集、结合，成为古今社会的一种理想和向往。自古以来，“和璧随珠”举世双宝，连城之玉，无价可比，是中国古代美玉的集大成者。如今，“金镶玉”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品牌，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一举成名天下知”。
和氏璧也因之使楚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开创了840多年基业，铸造了辉煌灿烂的荆楚文明，为南漳县人民留下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卞和两遭刖足仍锲而不舍、矢志不渝、忠贞不阿、舍身取义、捍卫真理、热爱祖国，激励着楚熊绎后裔、今天的荆山人民弘扬卞和精神，开拓创新，不断进取，奋发有为，有志者事竟成，献身于改革开放大潮，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明和南漳人精神。
参考资料：
《南漳县志》（共4部：清代嘉庆版、同治版、民国版；新版，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其中，清代同治版、民国版《南漳县志》都在不同的“条目”[如“疆域”、“舆地”、“人物”、“古迹”、“艺文”、“陵墓”、“坛庙”、“山川”、“典礼”等等]中不厌其烦地记载“周人卞和”、“楚人卞和”、“周玉人卞和”、“楚大夫卞和”、“卞和者，楚野民”、“卞和庙”、“和氏之璧”、“和氏璞玉”、“卞和墓”、“卞和故宅”、“抱璞岩”、“抱玉岩”、“泣玉处”、“和氏得玉”等等，足以证明）；《南漳文史》第七辑（《荆山楚源文集》，南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编，2004年12月第1版）；乾隆《襄阳府志》（卷之四《山川》“荆山”、卷之五“陵墓”、卷之八“学校”[“乡贤祠，祀周玉人卞和、汉孝子丁兰。以上见《明志》”]、卷之九“庙坛”[“卞和庙，一在荆山抱璞岩，一在县东三里”]、卷之二十六“耆旧”[卞和]）；《韩非子·和氏篇》、《韩非子·解老篇》；《资治通鉴》（司马光原著，萧枫注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册，“卞和”条。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3月第１版）；《汉语大字典》（缩印本，“璧”条。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１版，1995年5月第２次印刷）；《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修订本，石泉主编，“和氏璧”条；“楚国历史文化大事纪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修订本第１次印刷）；《辞海》（缩印本，夏征农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中国通史》（22卷本，白寿彝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至1999年出版）；《西周史》（16卷本中国断代史系列，本卷系杨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春秋史》（16卷本，中国断代史系列，本卷系顾德融、朱顺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战国史》（16卷本中国断代史系列，本卷系杨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楚文化史》（张正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楚国的城市与建筑》（高介华、刘玉堂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石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华夏文化典藏书系》之《中华历代国宝之谜》（上册，王廷洽主编，陕西旅游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揭开和璧随珠的神秘面纱》（苏州日报记者邢霄若，《襄樊晚报》1998年4月24日第5版[周末]）；《荆楚百位名人》（《荆楚文化普及丛书》之一，王生铁总主编，本册由宋汉炎、陈昆满主编，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009页之“荆山脚下献玉人卞和”）；《三国演义大辞典》（沈伯俊、谭良啸编著，第268页“卞和献玉”条，中华书局2007年7月北京第1版）；《楚国历史文化读本》（魏昌著，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文化湖北》（张昌尔主编，杜建国副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文化襄樊》（刘克勤主编，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湖北文物志》（陈振裕主编，张昌平副主编，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中国文化知识精华》（最新修订本，王建辉、易学金主编，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4版）；《南漳县地名志》（南漳县地名委员会编，1984年3月编印）、《南漳文史》第七辑（《荆山楚源文集》，南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编，2004年12月第1版）；中国新闻网（《具有神秘色彩的和氏璧何时才能重见天日[图]》一文，摘自香港《文汇报》，作者姚老庚，2009年12月24日）。
此外，本文参阅的其他有关文章、论文或专著，恕不能在此一一指明出处，敬请作者原谅。
（注：本文曾载《资源环境与工程》2005年第19卷第2期[总第55期]、《南漳文史》第七辑[《荆山楚源文集》][南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编，2004年12月第1版]、《水镜论坛》2006年第3期[南漳县党的建设研究会主办]、《水镜文学》2009年第5期[总第8期]，并于2006年8月底在西安举办的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第21届学术年会暨陕西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发展研讨会上进行了学术交流，载入《旅游地学与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旅游地学论文集第十三分集》[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姜建军、赵逊、陈安泽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并于2007年4月9日荣获襄樊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襄樊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本文已连同有关照片登载在《中国千年古县网》的《学术研究》栏目；本文目录及其简介已收录于《中文电子期刊服务网》。今收录时略作个别字句修改）
试论和氏璧的四种文化特征
——2006年8月27日在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
第21届学术年会暨陕西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王善国
尊敬的各位院士、各位专家学者，尊敬的各位领导：
我来自鄂西北山区，是湖北省南漳县政府办公室的一名普通的国家公务员，也是这次参会的湖北省几位与会者之一、襄樊市仅有的一名与会者。我们南漳是荆楚文化发祥地、楚“熊绎丹阳”所在地、和氏璧产出地、卞和故里、三国故事源头地、三国旅游线起始地，“卞和献玉”、“司马徐庶共荐诸葛”、“荆山农民暴动”、“张自忠鏊战抗日”等历史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目前已成为全省先进旅游县，湖北南漳水镜湖省级地质公园已经省国土资源部门论证批准；我们南漳“八山半水分半田”，素有“金山银水”之称，自古就被誉为“金南漳”；我们南漳地处秦巴山系的余脉，具有“秦天楚地”的特征，“高与天齐主山寨，观赏风景好看台”，是全省文物大县、(矿产)资源大县，荆山生态旅游已获国家和省主管部门立项批准实施。我作为湖北省政府系统惟一的代表，有幸能参加此次国家级盛会，今天我感到十分高兴，但也感到有点抱愧，因为我的专业并非是研究地质科学的，难免有贻笑大方、班门弄斧之嫌。会前我曾向大会提交了《浅述和氏璧的历史文化地位及其地质旅游文化价值》一文，会上已经印发给各位与会人员，我在此就不“照本宣科”，我只想结合我的专业特长——历史文化和旅游文化，对我提交的论文做一点补充发言，就是论述和氏璧的四种文化特征：
一、和氏璧的历史文化特征。和氏璧是我国古今最珍贵的文物，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物悬案。其历史文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和氏璧作为一块普通宝玉，在中国古代史上曾引发出无数次战争(战斗、战乱)，并左右中国历史发展的格局，这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种战争表现在诸侯国之间、统治者内部之间、朝廷(中央)与民间(百姓)之间；二是和氏璧的产生和下落均为历史之谜，并成为千古遗憾，导致历史上出现一些扑朔迷离的传说、传奇和历史故事；三是和氏璧历来就被视为“美的集大成”、“美的极致”，因而亦称“天下第一美玉”、“天下第一珍宝”，因其属于无价之宝，价值连城，又称“连城璧”。
二、和氏璧的政治文化特征。和氏璧不仅是一种历史文物，而且被历代统治者利用，“和氏之璧”、“传国玉玺”先后流传长达1600多年。其政治文化表现在：一是历代统治者都想占有和氏璧，因为历代统治者都把和氏璧作为皇权、王权的标志，作为封建特权的象征，对和氏璧的占有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拥有；二是历代统治者推崇和氏璧，把和氏璧当作驾驭国家和权力的政治工具，对和氏璧顶礼膜拜，故古代宫廷以假乱真的“和氏璧”较多，直到民国年间，赝品“和氏璧”一直层出不穷；三是古代朝野敬畏和氏璧，古代朝廷把和氏璧当作政治教化的工具，渗透中国社会心理长达几千年，古代民众认为和氏璧具有感召力、凝聚力，故古代民间起义者一呼百应，揭竿而起，乃至于推翻统治王朝。
三、和氏璧的地域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各相关地方都在千方百计地利用和氏璧提高地方知名度。如关于和氏璧的产地，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目前关于和氏璧的产地另有“蓝田玉说”、“南阳玉说”、“神农架说”、“竹山(绿松石)说”、“保康说”、“陨石说”等等，我个人倾向于产于南漳县一带的观点，这一带自古就出产拉长石(月光石)，符合和氏璧的外观特征。在这里，我也申明，我坚信不疑地认为和氏璧产于南漳县巡检镇一带，这一带属于荆山山脉，而且巡检镇玉印岩文化遗址有古诗文碑刻，还有卞和庙、卞和宅、金镶坪、卞家庄等古遗址，古代《湖北通志》、《襄阳府志》、《南漳县志》均有文字记载，民间传说颇为丰厚，我认为，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才能科学地创新和发展历史文化，推动社会进步。二是各相关地方都以拥有和氏璧产地而自豪，使本地成为“风水宝地”，南漳县自古就因此而被尊称为“贵县”。三是和氏璧代表了一种民族精神，是一个地方人民的精神支柱和主观动力，激励人民奋发图强、苦干实干，因而“南漳人精神”就具有百折不挠、顽强拼搏、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良好品质。
四、和氏璧的旅游文化特征。在我们南漳，和氏璧的旅游价值主要表现在：一是打造旅游品牌，南漳县巡检镇玉印岩文化遗址就已成为两个省级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地质公园的重要园区，“和氏故里”旅游品牌闻名遐迩；二是发展旅游产业，和氏璧文化已成为我们南漳饮食文化、旅游商品的重要文化标志。“和氏璧”、“玉玺”、“玉印”、“金镶”、“卞和”已成为重要的商标；三是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主要是推动城市建设(如县城有“卞和路”，巡检镇有“卞和街”以及卞和塑像)、文明教育、文学创作(县文体局离休干部、国家二级作家刘久和同志创作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玉魂》)。南漳县委、县政府已于“十·五”期间作出了“建设生态经济强县、培育休闲旅游大县、争创历史文化名县”的“三县”战略，南漳县党政信息网已开辟了专门网页，若各位专家、学者有兴趣的话，可请在网上点击，查看相关资料。
最后，我们热忱地欢迎各位院士、各位专家学者、各级领导莅临南漳观光做客、科考揽胜、指导工作。
谢谢!
（附：国家级大型刊物《旅行家》杂志2008年第11期第104页以“楚文化缘何与北京奥运旷世呼应？”为小标题，报道了“金镶玉”[荆山玉]“就出自南漳”；第114页以“探宝‘民遗廊道’”为小标题，推介了“玉印岩”景点。有关综合性历史、文化类工具书[辞典]、教材、专著、论集对春秋时期发现的和氏璧的原产地就是南漳县荆山地区的描述很多，现仅举一例，《三国演义大辞典》[沈伯俊、谭良啸编著，中华书局2007年7月北京第1版]第268页“卞和献玉”条：“典故。卞和，春秋时楚国人。相传他发现一块玉璞，先后献给楚厉王、武王，都被认为是欺诈，被截去双脚。至楚文王继位，他又抱着璞哭于荆山[今湖北南漳西]之下，楚王派人把璞雕琢加工，果然得到宝玉”。南漳县荆山地区民间有关和氏璧的传说颇多，2010年12月9日，李庙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马云常同志介绍，长坪镇龙凤河落凤湾一带传说和氏璧就是当地的水晶石[又称“亮亮儿石”]，并且有凤凰衔朱砂等神秘传说。据笔者初步了解，长坪镇一带不仅有水晶石矿，而且还有冰洲石矿，冰洲石属于玉石类，民间都对本地寄予着美好的希望，故此类传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注：本文今收录时系根据发言提纲整理而成；本文已连同有关照片登载在《中国千年古县网》的《历史文化之旅》栏目）
鬼谷子和他的隐居讲学地南漳县巡检指山岩
王善国
历史上的鬼谷子其实是“名人”而不是“鬼神”，他在中外历史上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对军事和外交的影响更大、更深。鬼谷子为纵横家的鼻祖，后世又将其列为兵家，苏秦与张仪是他的两个最杰出的弟子，另外，据说孙膑、庞涓也是他的得意门生。据传说，他培养的弟子达500余人。
战国纵横家鼻祖鬼谷子的隐居生涯及其著述
据考证，鬼谷子亦称“鬼谷先生”，楚人，亦说齐人、卫国朝歌人，其姓名在古代并无史载，实则隐姓埋名。唐人长孙无忌《鬼谷子叙》引西晋皇甫谧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隐于鬼谷”。对其国籍及其人的有无，历来诸家说法不一。相传为苏秦、张仪之师，战国纵横家之祖。一说其本名王诩（王栩）、王禅（外地对其称呼），一说其自号“鬼谷子”，因他隐居于清溪，来往神秘，此山谷被称之为“鬼谷”，故称其为“鬼谷先生”。《史记索隐》引乐壹注《鬼谷子》书云：“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名鬼谷”。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是先秦诸子之一，“王禅老祖”也是有的地方对鬼谷子的称呼。其生卒年月不详，约活动在楚威王、楚怀王时期(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290年左右，即周显王35年至周赧王16年左右)。他通天彻地，兼具数家学问，别人不能及之。主要指：一是神学，日星象纬，占卜八卦，预算世故，十分精确；二是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军，鬼神莫测；三是游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口成章，万人难当；四是出世学，修身养性，祛病延寿，学究精深。《鬼谷子》一书是后来的学者根据其言论整理而成，被完整地保留在道家的经典《道藏》中。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主要讲述有关谋略的理论。鬼谷子被后人称为“纵横家的先师、兵家的师祖”。据说，他曾先后在山东、河南、陕西、安徽以及湖北当阳和南漳县巡检镇指山岩等六地隐居讲学。《史记·苏秦列传》司马贞索隐载：“扶风池阳、颍川阳成，并有鬼谷墟，盖是其人所居”。《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曾“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史记·张仪列传》也载：张仪“始尝与苏秦事鬼谷先生”。所以，指山岩也应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民间“军校”之一。
南漳县巡检镇指山岩为鬼谷子隐居地之一，是古来就有史志记载的。《襄阳府志·山川篇》记载：“清溪山，(南漳)县南260里，鬼谷子隐居在此山中”。《荆州记》云：“西北有清溪，清溪之北有荆山。清溪山，鬼谷王栩隐居处”。《襄阳府志》载：晋人郭璞，当时任临沮县(今南漳县境内)令，游指山岩时，作《游仙诗》羡叹清溪山之美：“清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栋梁间，风向窗户里。借问此谁何？云是鬼谷子”。
任何一种古典文化形态都是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特殊产物，鬼谷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著名人物之一，鬼谷子文化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别重要成果，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又相传，其著作有《鬼谷子》三卷，亦称“旷世奇书”。旧传为鬼谷子著，实为后世学者根据其言论整理而成。今本《鬼谷子》三卷系后人伪托(近人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断为伪书)，或说系苏秦之书，或说东汉人本于《苏秦》三十一篇、《张仪》十篇而作，或说魏晋人作，均无确证。《汉书·艺文志》未著录，《隋书·经籍志》始著录，计三卷，列为纵横家，《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二卷，后人注为三卷，《通志·艺文略》引皇甫谧注为楚人著作。旧有乐壹注、皇甫谧注，皆佚。今存残本，系南朝梁陶弘景注。现存于世的有正统道藏本、百子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黄山出版社已出版《鬼谷子》一书，延边出版社出版的《领导藏书》(全12卷）中第八卷收有《鬼谷子》，电视连续剧《鬼谷子》已公开播放。
鬼谷子纵横游说的主要思想
鬼谷子的主要著作是《鬼谷子》一书，共3卷，上、中两卷共有14篇，其中第13、14篇已失传（有目无文），该书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鬼谷子》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专门研究言谈之道、纵横之术，有开闭法、反复法等等，名目繁多，类似于现在的“社交礼仪”、“演讲技巧”、“交际方式”等等，常见的版本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还有南朝梁陶弘景注本。《鬼谷子》一书主要论述纵横捭阖之术，游说人主所必备的言谈技巧，以及“揣”、“摩”、“权”、“谋”的策略，《揣情》、《摩意》是《鬼谷子》一书的两个章名，揣情、摩意确实是纵横家十分注意的，强调游说之本，贵在适时，重在知己知彼，旨在通过言语打动人心，说服对方，两军交战，“三寸不烂之舌”胜似“百万之师”，关键在于计谋和口才。其中关键在于主体与客体双边活动的和谐。鬼谷子认为，作为游说主体，除要重视自身的技巧、道德、才学等方面的修养外，还须善于审时度势，审己度人，全面了解游说的才干、性格、好恶、修养、学识、品德及其疑虑与需求，做到有的放矢，投其所好，以期获得对方信任，使其倾心相赖，言听计从，达到预期目的。透过全书机巧、诡诈之辞，这部旷世奇书，实则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思想，苏秦、张仪正是认真研究运用这部书，聆听教诲，从而改写了历史篇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著《辨鬼谷子》，以为“言益奇而道益狭”。《鬼谷子》一书中又有“知性寡累”、“知命不忧”等思想，又接近老庄道家的“无为”学说。《鬼谷子》的理论大抵崇尚黄老哲学而侧重于“心术”，以阴阳论为基础，为纵横家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含有辩证法思想。据四十卷本《中华私家藏书》称，《鬼谷子》一书是“集先秦纵横术大成之作；一部幕僚谋士的经典范本”。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所有战国时代有关权变和游说故事的汇编，原本就是游说之士的学习资料，或者是演练游说技巧而采用的脚本，对于有些历史事件的具体经过往往交代不清，有的只是约略叙述到了游说经过和游说的结果，其中有些编者则是着重于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就比较能够注意历史的真实性。如果编辑后只是用作练习游说的脚本，就不免夸张失实，甚至假托虚构。
此外，因鬼谷子采药得道，颜如少童，长命百岁，最终下落不明。他的著作《鬼谷子》下卷还收有《本经阴符七术》，讲究养生之术，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前3篇说明如何充实意志、涵养精神，后4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
旷世奇才鬼谷子对后世的影响
战国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其实外交战术的得益与否，关系国家的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国家经济是否发展与繁荣。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个人的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正是所谓的“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这是《鬼谷子》的精髓所在。
南漳县的民间传说认为，鬼谷子道貌岸然，机警而聪慧。鬼谷子是指点江山、改变时势的风云人物，也是一代名师，育将相奇才。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蹦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鬼谷子生活于楚国衰落期，面对群雄逐鹿、列国争霸的世道，鬼谷子主要阐述揣摩、捭阖等纵横游说之术，在当时“百家争鸣”时代，栽培了身佩六国相印合纵抗秦国的苏秦以及凭三寸不烂之舌连横破六国的张仪，这些政治纵横家(宰相)劈荆斩棘，所向披靡，扭转了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对人类社会进程贡献巨大。因而，鬼谷子在当时威望颇高，对后世影响较大，古今中外对《鬼谷子》一书评价很高，举世称奇。
鬼谷子的学说主要表现在游说学、处世学、军事学、易学和数学等领域，其学说可与《孙子兵法》并举，《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在市场经济竞争大潮中，鬼谷子思想具有重要价值，现已被中外尤其是发达国家运用于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人才竞争、企业管理、司法诉讼和日常生活等领域和行业。现代、当代世界上，不少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就曾大力应用《鬼谷子》智谋，研究纵横穿梭的外交谋略，驰骋国际政坛，有的就被举世公认为当代“纵横家”，成为倍受崇敬的大外交家，不少国家的领导人也曾著书阐明《鬼谷子》在政治、军事领域的应用价值。
鬼谷子隐居讲学地——荆楚名胜巡检指山岩
指山岩又名“紫山岩”，是鬼谷子在南漳县活动时期的秘密居所，位于南漳县西南200余华里的巡检镇指山坪村，与远安县接壤，距巡检集镇15华里。四周全是高山，岩前有一平地，即指山坪。指山岩尤为壮观，屹立于坪之北，削壁千仞，连绵五、六华里，如凌空屏风，似九天垂帘，一条羊肠小道上山，遍布荆棘，极其险峻，真是难于上青天。岩顶雄踞许多小山包，如群狮拱北斗，山上有指山寨、指山庙，碑石林立。中段岩沿，建有两进三上的石砌瓦盖小房七间，传说是鬼谷子讲学之处，唐宋时改为白云观，规模较大，供奉祖师神像，香客如潮，成为南漳、当阳、荆门、远安等县(市)膜拜之地，今尚存石砖墙、古栈桥。岩间有28个石穴洞，大者可容千余人，传说为鬼谷子居住处，当地群众称“鬼谷洞”，后为人们避兵难之所。因鬼谷子曾云游讲学、飘居此风水宝地，隐身在这山中有岩、岩中有山的半山腰“岩屋”内传道授业解惑，悉心教诲弟子，从而使指山岩成为楚文化重要遗址之一，给南漳县增添了古老的民族文化氛围。山下一条小河径流，自百福头直达远安县，沿岸群众凭借先辈灵气，弘扬“纵横精神”，依靠勤劳致富，迈步奔向小康。2007年11月23日，笔者亲临此地进行了考察和观光，感到险山秀水颇为传奇、底蕴无穷。
南漳县是文明礼仪之邦，是楚熊绎丹阳所在地、荆楚文化发祥地、和氏璧产出地，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已达3100多年，楚先民“筚路蓝缕”，使楚国跻身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创造了在当时世界上与古希腊文化并驾齐驱的古代文化发展高峰──荆楚文化，凝结了璀璨的民族文化内涵。“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鬼谷子隐居在卞和故里，与卞和在不同领域，以不同形式共同丰富着楚文化品质，塑造了古楚人精神。鬼谷子成为智慧象征，指山岩也被视为谋略胜地。因古楚人崇尚自然，信巫尚鬼，他们对大自然寄托着美好的愿望，企图从自然景观中憧憬、向往瑰丽的未来，因而赋予了口耳相传的民间情趣，产生了一系列奇异神幻的民间传奇故事。传说女娲在这里辟山炼石补青天，莽浑浑的指山，山即变成了陡岩。也传说，指山岩系女娲炼石补天时遗留下来的一块大石头。又传说佛祖路过指山岩时，大小峰峦、重叠陡岩一起跟着走，岩顶28个狮子头也偷偷跟着佛祖走，摇摇摆摆下荆州。佛祖发觉后，担心岩石走到荆州将会阻隔沮漳水，殃祸无穷，黎民遭害，佛祖回头一指，山峦立即停下，故名“指山岩”。因民间传说“天人合一”，因而怀念佛祖，每遇阴雨天，岩石即变紫色，亦名“紫山岩”，岩前开阔地亦名紫山坪。其实这是岩溶、丹霞地貌和山地气候所致，紫红色砂石岩遇雨即如此。岩间有两条直裂峡谷通顶，险而奇，风啸而谷鸣，人至而猿惊，传说是嫦娥奔月从这里起步时留下的痕迹。鬼谷子是战国名师、荆楚名人，指山岩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其成为荆楚大地文明史上的又一座丰碑，是荆楚名胜中的又一“名岩”，是“金南漳”旅游热线上的重要景点。
指山岩的神秘文化与荆山生态旅游文化
民间传说，鬼谷子来无踪去无影，飘浮不定，行动鬼秘，神妙莫测，为其涂上了神话色彩，并将其多与“鬼”相联想。指山岩因鬼谷子讲学于此而驰名，亦因其隐居于此而神秘，从而赋予了指山岩富丽奇瑰的神秘文化内质。根据南漳县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指山岩位于南漳县自然生态观光旅游区和楚文化旅游区交汇处，是荆山生态旅游线上的重要景点，成为荆山生态旅游文化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基本形成了谈楚文化必谈鬼谷子、言生态文化必言指山岩、论神秘文化必论鬼谷传说的习俗，使几者有机配合。指山岩距卞和得玉处金镶玉印岩20华里，距峡口小三峡10余华里。游客可自县城出发，沿南(漳)远(安)路(省道二级路面)，经云台山水库、双坪十姑洞、陆坪春秋寨、巡检玉印岩、风栖洞、靴渔洞、“南漳湖北鳄”化石点，然后走普通游路(可通小汽车)达指山岩。沿途也可绕道游览高山人工湖花庄水库、云台山十姑洞、团山寺三国古长城（卧牛山寨）、圆通寺（古称“玄通寺”）“小蛾眉”、“千里漳河第一漂”——东巩镇口泉漂流、肖堰镇龙王峡漂流。游毕指山岩后，可再往前行10余华里，游览峡口小三峡奇异风光以及沮河风景河段丹霞地貌和农舍田园美景，万亩橘园令人陶醉神往。
为了使游客不走“回头路”，返程时可从巡检镇甘溪至板桥镇瓦屋场，游览湖北特大溶洞板桥镇金牛洞，始建于明朝的中武当九龙观，赏旱船驮宝西流水，观夹马寨风动石，听潮水河一日三潮，看徽派古建筑群落冯氏民居，依次游览漳河源(大峡谷)、三景庄(老龙洞、蓬莱观、自生桥)，品道家仙境文化，游“天下名山”小武当，览荆楚第一瀑、具有“小庐山”美誉的薛坪香水河七彩瀑布群。沿线还可观赏南山小三峡、传说中的东汉光武帝夫人殷小姐故居(殷庄)、省级度假旅游区水镜湖，最后游览三国故事源头、三国旅游热线始点、诸葛亮求学地、司马徽荐贤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古隆中配套景点——水镜庄，也可游览明清建筑文笔峰塔，在南漳县城各大宾馆驻足、休憩与康乐。
若游兴正酣，不妨再游“鄂西北第一漂”——李庙鱼泉河漂流，享受大自然的迭宕和抨激，感受“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妙迪，在青山绿水中“百舸争流”、“顺水推舟”。也可到国家森林公园七里山林场吸新鲜氧气，“吐故纳新”，在“品氧谷”里尽情地观奇花异木、看珍禽异兽、听阵阵松涛，其乐无穷，延年养颜。夜间，县城十里水镜大街夜景，县直单位文明庭院，可在游客面前尽展“不夜城”风姿。
观指山岩之奇景，慕鬼谷子之奇智。南漳人对鬼谷子情有独钟，崇拜备至，热忱恭候嘉宾来南漳旅游，到指山岩观光。以指山岩为中端，构建环绕荆山的旅游热线，游客可共享荆山生态文化“三日游”。
参考资料：
1、《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册，“鬼谷子”条，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2、《楚国历史文化辞典》(“鬼谷子”条，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修订本第1次印刷)；
3、乾隆《襄阳府志》卷之三十“释老”（“鬼谷子王诩……”）、卷之三十一“艺文”；
4、清代同治版、民国版《南漳县志》均有多处记载“鬼谷子”（王栩）及其隐居地指山岩、清溪山等人、地和事，可以详查；
5、《战国史》（16卷本中国断代史系列，本卷系杨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6、《中国通史》卷3－4（22卷本，白寿彝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7、《楚文化史》（张正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
8、《楚国的城市与建筑》（高介华、刘玉堂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9、《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石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10、《辞海》（缩印本，夏征农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此外，本文参阅的其他有关文章、论文或专著，恕不能在此一一指明出处，敬请作者原谅。
（附：2007年11月23日，笔者陪同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顾问、襄樊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考古专家叶植先生专门考察了指山岩遗址，此次考察活动得到了南漳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县文体局原副局长庹先沮、巡检镇委书记、镇长晏兆品、巡检镇委副书记、镇人大主席胡述华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襄樊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试点驻巡检镇的专班技术人员、巡检镇财政所、指山岩村委会、当地部分村民给予了大力帮助和热情关照，包括提供越野交通工具、当好向导、劈荆斩棘、另辟蹊径征服崇山峻岭以及周到的生活服务等等，使得我们一行考察人员用一整天的时间，安全地穿山越岭，横跨远安、南漳两个县界，顺利地考察了指山寨、指山庙和鬼谷洞，基本达到了目的，收获颇丰，在此一并致谢）
（注：本文原载《襄樊晚报》2007年9月11日“城事周刊”、《南漳文史》第七辑[《荆山楚源文集》][南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编，2004年12月第1版]。本文已连同有关照片登载在《中国千年古县网》的《学术研究》栏目。今收录时略作个别字句修改、充实）
我觉得楼主应该到文学版块开个专栏，好便于我们阅读啊，这样读起来费劲。 纳兰家的鱼 发表于 2011-3-5 22:1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我觉得楼主应该到文学版块开个专栏，好便于我们阅读啊，这样读起来费劲。
久闻其大名wzg26e 纳兰家的鱼 发表于 2011-3-5 22:1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我觉得楼主应该到文学版块开个专栏，好便于我们阅读啊，这样读起来费劲。
wzg24e 回复 纳兰家的鱼 的帖子
wzg24e 玩家 发表于 2011-3-5 10:33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写个回忆录自己好好看吧！
wzg24e 本人已主编有《金南漳·文化遗产廊道》一书（系《金南漳旅游文化普及丛书》之一，尚有《金南漳·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金南漳·荆楚之源》、《金南漳·金山银水》[上、下册]、《金南漳·旅游胜地》[上、下册]，计6本，350余万字，待出版），面向全世界赠阅（免费赠阅给海内外的有识之士，包括县内村级干部），竭尽全力地宣传金南漳的历史文化和旅游文化。若愿意的话，恭请直接到县政府办找我本人索取。
王善国 实事求是 王善国先生是南漳的文化名人啊，久仰久仰！ 回复 王善国 的帖子
看了楼主的贴子感到那个鬼谷子个人觉得和南漳太过迁就。要说和氏壁这个应该是雷都打不动的在南漳，那个楚国故都丹阳在南漳也算是有些证据能证明。现在上网随便搜下就发现这些有太多的争议了，就像襄阳同南阳争诸葛、李白故里等等一样。口水之争没得啥子意义，关键要把现在的遗迹（如玉印岩）多加宣传才行。楼主作为现在南漳并不多的专家级的学者应该很明白的了。 奉献南漳，理所当然！微不足道，徒有虚名！ 外地乃至于全中国的“名人故里之争”是别具匠心的，目的在于提高地域品位（知名度、名气），发展旅游经济等等，例如，南阳与诸葛亮、安阳与曹操墓、安陆与李白故里，……全国有数百个历史名人的故里（出生地、寓居地……）已被有意（善意）地“克隆”。其目的不言而喻！ 回复 王善国 的帖子
楼主宣传南漳历史文化和旅游文化的精神值得学习发扬下，有机会回家定抽空拜读大作。 个人小传
王善国，字子邦，男，汉族，1963年6月出生于湖北省南漳县城关镇“南山小三峡”，1984年6月毕业于襄阳师专中文系。自幼孤苦，备尝艰辛，饱经“十四年寒窗”的磨砺；曾长期在县教育战线、政府系统工作，勤政廉政，爱岗敬业，信念坚定，克难拼搏，受到国家省市级表彰数十次，乃有所作为也；业余笔耕不辍，闲暇对楚文化、三国文化、孝文化、民间文化、旅游文化、山水游记情有独钟，在市级以上报刊（研讨会）发表(出版、交流)各类专题文章、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数百篇，已主编并出版《金南漳·文化遗产廊道》一书，正在主编的《金南漳旅游文化普及丛书》尚有《金南漳·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金南漳·荆楚之源》、《金南漳·金山银水》（上、下册）、《金南漳·旅游胜地》（上、下册），并积极参政议政，努力科学地研究和呵护“金山银水”的文化遗产，为发展县域经济、构建和谐社会而奔走呼号，乃精诚所至也；执著于荆山楚水文化的多角度探究、全方位保护和合理化利用，醉心地推崇民族的、传统的、大众的、通俗的、科学的、先进的荆楚文化遗产，在省市级多家社科组织中担任学术要职，积极普及、打造、宣扬、推介“荆山文化”品牌，竭尽全力地颂扬“民间文化遗产廊道”，提高“金南漳”在海内外的美誉度，乃回报社会也。系《中国千年古县网》特约记者、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工作联络员、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理事、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会员、湖北省襄阳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湖北省襄阳市荆楚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省襄阳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省襄阳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湖北省南漳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湖北省南漳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湖北南漳水镜湖地质公园申报和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湖北省南漳县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南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南漳县志》总编室执行副主编，湖北省南漳县党的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南漳县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政协湖北省南漳县第八届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南漳县第四届劳动模范，湖北省南漳县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承奖”获得者。联系电话：13871743889，0710——5235565；电子信箱：wangshanguo333@163.com；通讯地址：湖北省南漳县城万山街81号；邮政编码：441500。
《金南漳·文化遗产廊道》一书我拜读过，强烈要求楼主送我一套您的新书《金南漳旅游文化普及丛书》、《金南漳·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金南漳·荆楚之源》、《金南漳·金山银水》（上、下册）、《金南漳·旅游胜地》（上、下册）。
拜读过楼主写的《八大碗‘》，既然您承诺慷慨送书，那我改日就厚着脸来找您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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