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速写二十八位文学家

花开花落

陈超速写二十八位文学家

    2009年2月25日陈超日前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速写王蒙、张洁、阿城、 张承志、王小波、铁凝、贾平凹、牛汉、韩少功、刘震云、王朔、西川、于坚、林白、李劼、 余秋雨、高行健、陈染、苏童、池莉、周国平、欧阳江河、王安忆、莫言、马原、格非、余华等二十八位文学家。

    王蒙
    稀有的智者，善感而不多愁。能策驭五花八门的语型，能收编彼此纠葛的理念。他最好的小说像是经验与语言开了锅，有一种生命活力，有一种闹哄，有一种饱满四溢。但他的锅里能被“允许”盛什么，他心里有数。他是那一代作家中惟一的能胜任“快乐写作”的人。

    张洁
    神话到反神话作家。“新时期”开始后的三、四年，文学热闹了一阵。现在看，除张洁外，那时名头颇大的作品大部分缺乏起码的文学性。这是个天生与文学这回事有关的人，对语言的肌质感觉的确不凡。但当时其经验深度也就“一般一般，全班第三”，那些爱情小说中的女人，从精神上都是单方面无条件奉献的，那些男人完全是跨辈儿的完美的雕像（男性读者读了不羞愧么？）。她制造了神话，其主题是关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妇德”，只求奉献不求回报。张洁骨子里是浪漫主义者，“要么一切，要么全无”。后来当她发现女性爱情神话的虚妄与屈辱时，没有一个过渡，立马走到反神话一边，成为混含着怨愤的反讽揭底儿作家。在她身上，完整地浓缩着中国女作家情爱观的变化。她的神话与反神话之间的巨大的差异性，统一于她对心灵彻底的忠实。在她那一代作家中，她是至今仍当得起著名作家之名的第一人。

    阿城
    高傲至极以致不屑于“先锋”。他的“平常心”与“诙谐”是风度化的、设计好的。透过其小说的表层文本，会读出其对人生持一种浓厚的悲观看法。为避明白人此一“通识”，阿城将这看法隐匿了。其小说意识亦建立在显与隐的奇妙张力中。阿城是中国作家中惟一能把明白话说得你放心不下的人。新时期小说对汉语血色素的挽留，阿城当立头功。

    张承志
    苦吟作家，语言石匠。在理念和话语的镌刻苦工中，成就了罕有其匹的碑铭式写作。“大地”是其梦萦魂牵并深有了悟的，但他的愿望却是描绘与之对称的升华的“天空”。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以“天空”的维度来衡估其小说，发现了乌托邦的独断倾向。其实，不管作家想写什么，他只写了他写好的东西。张承志的碑铭是横卧而块垒峥嵘的，当它立起来时，就显得摇晃了。

    王小波
    独立作家。与其称王小波为“文坛外高手”，不如说他也是“精英外高手”。他是从意识到手法都绝对独立于任何“精英”的精英。简单说就是，哪怕前者的想法再好，王小波也不乐意简单认同之，而是揭示其“严肃”下面的做作。他独力完成了知青文学“黄金时代”的另类叙述，独力给出了“革命时代的爱情”的滑稽本质，他的独立性加速飞驰，预先给出了对“未来”骇怖的“白银时代”叙述。太独立了，以致不屑于再跟你们费话了，于是王小波先走了。对“白银时代”而言，王小波的独立性需要人们10年后再认识。这个大顽童也是个报警的孩子。他的离世对中国文学的巨大损失，人们还未曾真正意识到……史铁生赤子作家。虽身患残症，但其心态的健康程度超过许多“正常人”。对中西人文知识有足够了解，但在写作中将之如盐溶水，化为无痕。他是极为罕见的能将理性认知转化或吸收为“新感性”的作家，这使其处理日常经验的作品带有“寓言”特征。有人发现史铁生对“命运”的叩问，我却认为他早与命运讲和了，心净了。

    铁凝
    充满活力的快乐写作者。她的题材浩杂，技艺精纯。即使在处理沉重、晦暗的材料时，也保持了轻快的语流，形成个人化的反讽效果。对时髦的“先锋”手艺心知肚明，但从不屑于认派归宗。铁凝是小说家里最具综合才能的人。她不属于任何流派，她属于真正的“好小说”。无论是短篇、中篇还是长篇小说，铁凝均深得其结构特性三昧，极少从技艺上有闪失。

    贾平凹
    过程主义作家。老贾生性阴柔，留恋光景，有女性般纯真的狡黠。其作品的劲道在于对世俗生活细节过程的描述。因此，当我们读后要为之提炼一个“主题”时，往往找不到称职的穴口，大呼浅陋。老贾的作品要你欣赏的是细密柔韧的肌质，而不是构架。他几乎是倾尽心力描述好一个过程，像一条成色均称的金丝绒。非要问它用来拴什么，是愚蠢的。此外，老贾写“性”，比较幼稚，大都是古书中抄来的套路。因此，他在另外意义上说对“性”是迟钝的，有种纸上谈兵的、秀才气的“本本主义”气质。

    牛汉
    悲情诗人。在那一代诗人里，牛汉是保持内心最完整的一个。从青年到老年，他的诗像从一个根系长成的大树，有惊人的贯通，和在悲风中挥浩流转的茎叶。牛汉诗中的“我”，本真、顽健。他可能是诗人中惟一只去咏颂苦难而高尚的事物，而不让人感到虚伪的人。这么说会有另一层意思，牛汉是不可摹仿的。他的生平与写作是合一的。这使那些摹仿者沦为道德表演。

    韩少功
    智力超群者。在普遍凭感受写作的中国作家中，韩少功是极个别的智能型作家。其智力称得上是出众的。无论是“寻根”，还是“马桥”，其主题和话语方式都带有高智能的方案设计特点。韩少功阅历丰富，但在写作中这些阅历是被智力所调动所安排的。因此，尽管他所写的闭塞乡土题材的小说，也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小说”。在中国作家中，韩少功是读书量极大的少数人，但他是个成功的“采气”者，从不将那些“知识”炫耀式地直接搬进自己的小说，而是化为个人的血肉。他的每部作品都值得“经验读者”深入细读。

    刘震云
    骨子里的先锋派。刘震云对自己的文学谱系一直讳莫如深，他乐于被盲视的批评家拉入“现实主义”，以在主流文坛不被“老人们”侧目。文坛上先锋派热闹得紧，但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表面修辞效果上的仿写者，剥去这层皮，露出的是颓废的浪漫主义刊授学员。刘震云在表面技艺上显得木讷，但其灵魂却最得先锋派真髓。表现在心灵的疲倦，转喻中隐藏的个人隐语世界，互否性的内省，“主体移心”的意识，语境在透明中呈现的晦暗。还有谁能像刘震云那样写出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的荒诞？刘后期的小说试图综合展示其书写技艺，但用力过猛，吓得自己倒退三步，反倒显得生涩。

    王朔
    严肃作家。这说法可能让人蹙额。但王朔在我心中一直是严肃的。他是安徒生笔下喊出“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的大孩子。为了证明这个，他索性也扒下了自己的衣裳。这一严肃举动在习惯于以异常为“正常”的历史情境中，显得像恶作剧。此外，王朔本质上是羞怯的，他小说中的“脏话”只是日常习语。在写到“性”时，王朔甚至患有洁癖。在这点上，他是稀有的相信“爱情永恒”的老派青年。

    西川
    微笑的怀疑论者。一个拥有个人化想象力的诗歌从业者，一个在超验和世俗中游走的观察家，一个制造金属和海市蜃楼的专家，一个通过格言取消格言的文士，一个收尽万象又吐出万象的反讽的智者。在他的诗中，众神与五行八作的家伙是平等的、对话的。他是怀疑论者同时也是那疑团。

    于坚
    矛盾的诗歌“酋长”。左手麻利地摆弄云南某部落的风水盘，右手挥舞“后现代”的解构柳叶刀。他是诗歌界仅见的能奇诡地将语言哲学和自然主义，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与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文研会的“为人生”和巴尔特的“零度写作”，金斯堡的癫狂“嚎叫”与奥修的“静心”唠嗑……无任何心理负担地杂烩于一体的人物。他成功地反对了思想意识乌托邦，但又要建立“原在乌托邦”。他的诗歌常常充满活力，富于实验精神，但对大多数读者都有可感性。于坚近年的理论文本矛盾纠结、“蛮横无理”，像粗糙羊毛团的激流，但时有个人的睿见，羊毛长在羊身上。这位棕色酋长想告诉我们的是：虽然“诗关别材”，但到“拒绝隐隅”为止。

    林白
    “公开写作”者。林白被批评界定性为“隐私写作”的代表性作家。但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公开写作”者。她的秘密就是敢于自我解密，她的个人化就是把个人交出去，她的隐私就是直陈隐私。她可被视为中国文学界真正开无所忌讳“自白”书写先河的人物。在“女性主义”作家群落中，林白是极少数能将抒情与叙事，口语和隐喻，感情和知性，自卑和桀骜，扭结一体的人物。

    李劼
    多功能文士。李劼的文化身份越来越暧昧。在中国文学批评家中，他是惟一真正实现了快乐（或叫“快活”）写作的家伙。学术、批评、小说、散文、剧本乃至政论无所不写。篇篇都有新见，篇篇都捅娄子。他的文字是激情文字，他的漏洞也正好透出闪光。他有时还满怀激情地起草生意合同文书（但常常被人骗）。这是一位尚未被广泛认识的大作家，一位肥胖的唐吉诃德。我多次看到李劼调息“打坐”，但那劲头却更像是在等待“狂飙为我从天落”。

    余秋雨
    “正确”先生。学识广博，脑瓜灵透，文笔娴熟。他装着一肚子古今中外的“正确”知识，“正确”写作方法。他对历史遗迹、社会历史、人情世故的反映都是“正确”的。他“正确”地搔到了喜欢一切“正确”的中国读者的痒筋，他们也终于“正确”地找到了他们的明星。虽然文学中太“正确”了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但余秋雨的意义仍是很大的。散文在他那里成了正经事，而不再是文坛中的边角料。他至少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阅读趣味，因此，他比那些以“不正确”为口实来攻击他的人更有价值些。

    高行健
    “祛魅”者。高行健的某些戏剧像是法国荒诞剧的“社会主义”版（“前途是……，道路是……）。高行健的小说像是先锋小说的“古典版”（最极端的实验不过是第二人称的涉入）。高行健的绘画像是业余画家的“专业版”（章法无忌，墨线沉稳）。一个多年深入西方艺术之堂奥的人，骨子里留恋的还是悠悠汉风，殊属难能。

    陈染
    “境遇剧”作家。陈染与林白常被批评界划为一类乃至一体，像是“女性主义”私人写作的连体儿。其实，陈染更像一个剧作家，而没有林白小说的“本事”性质。“境遇剧”是萨特的发明，指作家有意识地为人物设置一个特定的荒诞或压抑的生存境遇，叙述乃至分析人与它的矛盾、尴尬、自闭、恐惧、反抗等。她的作品有时用第一人称，有时用第三人称叙述，但其人物只是自我意识所观照的“准客体”。这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写作，理性地表达非理性，自明地描述潜意识。因此，她的作品既吸引了“民间”愤青，也吸引了学院派的“体面”人物。

    苏童
    旺盛而鲜润的作家。苏童的小说有大量读者，但它们并不含有媚俗因素。说其旺盛而鲜润，是指其作品饱含鲜丽的想象，其纹理有一种内在而沉静的肌肉感。它们不是表演者绷出的涂了橄榄油的肌块，而是放松的、自在的。人们不难发现苏童小说中柔韧的情致，但从根本上说，苏童的小说是强悍而自然的。在小说中表演肌肉像是令人费解的性别玩笑。

    池莉
    “小资产阶级”作家。池莉被归为“新写实主义”掌门人之一，当然言说有据。但深入细辨，我们会发现她与另几位同道的差异。人生在世，其日常状态就是“烦恼”、“筹划”、“操持”。成年人对此见惯不惊，但池莉对此难以平和。在其作品中表达了深长的叹息和多余的“发现”。我想，斯人文心善良，为芸芸百姓的生活与生命状态震动。因此，池莉是人道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心灵敏感，相信人本来应过另一种“幸福的生活”。

    周国平
    “分裂型作家”。尼采哲学最充分的译介者，但从不“学以致用”。90年代热衷散文创作，是乌泱乌泱散文大军中有名堂的少数翘楚。情感细腻，灵魂敏识，但完全不像深浸尼采的学人，倒似杜威传人。周国平为中国散文注入了复杂经验的聚合。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扭结一体的游走，令人宽怀。

    欧阳江河
    杂语诗人。其诗作语型纷杂，异质混成。他永远警惕着文本与现实的距离，以异乡人的视角看本土，以本土人的视角看异乡。因而其作品给人以适意的“陌生感”。在此，叙事就是将诗变得不可叙事，抒情就是将诗变得不再抒情。其上下文是可以互相涂擦的，巴尔特与奥威尔是可以彼此抵消的。剩下了什么呢？阅读本身的快感。

    王安忆
    自觉的作家。她能从批评的角度进行创作，其作品沉稳、坚实，对人性与母语的秘密均有所揭示，有大家的气韵。但自觉的作家有时活力不够，叙述烦琐，一切都太有“道理”。作家预先不必比作品知道得更多。

    莫言
    生命强力型诗人。莫言对有关生殖、冲撞、“不洁”的事物有奇怪的偏爱。他的小说泥沙俱下，充满宣泄的快感。但从根本上说，他搞的是“观念艺术”，一切作品都指向一个本原：“生命强力”。这似乎是一种变格化了的“本体论”立场。从这点看来，莫言不是个享受了写作自由欣快的作家，更像是个将生命体验玄学化的诗人。

    马原
    纯正的小说家。其兴趣牢牢限定在文本内部。他是极少数对“写作”这件事有透彻了解的人。马原对世界采取了避让的谦恭态度，他笔下的带有流浪汉气质的人物，骨子里是体面的中产阶级度假者。可以想象，马原小说打动的都是有教养的读者，这些人从小可能都没摸过弹弓。

    格非
    学者型作家。格非写作的原动力可能主要来自阅读和想象。他那些神秘的小说都是言说有据的，他笔下的“中国经验”其实与现代、后现代经典文本在意识上有更显豁的“互文”关系。格非的“学者”倾向并不表现在百科全书式的炫惑，而是总体语境、句群、词语与词素的“有根”感。此一“根茎”，来自理论头脑，能动的阅读，理性的提炼。他或许是以“准学术”的态度，梳理过20世纪小说理论的学术积累的少数人物之一。

    余华
    温情主义者。余华以所谓“恐怖”题材登上文坛，但实际上（正如后来暴露的那样）他是个温情主义者。真正的“恐怖”是不动声色，谈笑间灰飞烟灭，一如海明威的“杀人者”。但余华显然被自己写出的残酷场面吓坏了，那种肢体抽搐的渲染，显出作家自虐般的快感。只有温情主义者才会有自我剥夺的情感实验。因此，余华的小说让我们忆起古老的道德承诺时代，他的“恐怖”让我们测出了温情无奈地消逝的速度。

纳兰家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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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一九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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