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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范美忠:我的这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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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la 于 2010/10/28 11:42:4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我的这两年》
转自天涯 范美忠自己发的帖子:
作者:范美忠 发表日期:2010-10-27 14:58:00
采访 整理 _ 阿Q 小Q(采访者为川大新闻系和历史系的大二学生)
2008年5月22日,一篇题为《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的文章现身天涯博客,其作者,便是范美忠。
随后的一周里,这篇文章的点击率高达14万余次。一夜之间,范美忠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学教师,变成全国热议的公众人物。他还得到了网友们的亲切冠名:“范跑跑”,成为ABB式词新闻(其他如楼脆脆、躲猫猫等)的开山祖师。
贬他的说他无耻至极,褒他的认为他无所畏惧,很多人直接称他是“真小人”,也不知道算是褒还是贬。
时过境迁,今天的范美忠已经远离了公众的视野。2010年5月23日,我们来到了范美忠的家门口。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范跑跑有怎样的反思?今天的范美忠和昨天的范跑跑又有什么不同?
范美忠亲自打开了门,他来了。
没有多少人够资格和我谈道德
Q:两年前的这几天,正是您处在风口浪尖的时候,当时怎么考虑要写那篇文章的呢?
范:今天是5月23日,对,我的文章是5月22日发的。这个问题很多记者都问过我,要说我的考虑的话,涉及到我对中国很多问题的看法,写这篇文章本身是有很多我的看法在里面的。我当时可能有三种看法,但后来被诠释出很多东西。
我原来做过媒体,我在《广州日报》、《中国经济时报》(工作过),还做过教育杂志。我发现中国社会是一个假面社会。事实的存在与关于事实的叙述两者之间严重脱节。我们读书的时候,一开会,学生演讲老师讲话啊就装的不行,我历来反感这个。
后来我做教育,当老师。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无论是官场也好,还是我在课堂上教书也好,包括教材也好,整个的教育理念充满了太多的虚假的东西。
比如说小学生、少先队员就让他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是很扯淡的。而且我们整个学校培养学生的核心理念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在我看来,这也是虚假的。因为教育本身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不是国家民族。如果把国家民族作为目标的话,国家民族又是为的什么呢?
国家民族其实并非终极目的,他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国家民族。一定程度上搞爱国主义教育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我们教育的一个核心理念的话,这是很变态的。
Q:国家的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范: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我教历史的时候,发现历史教科书的谎言太多了。袁腾飞算什么?我在十几年前讲的比他过分多了,只不过没有人把我上课的东西向网上传而已,所以没有引起大范围的关注。但是在学校还是引起了很大风波。所以,我对社会的不自由和虚假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后来我做媒体,我认为媒体不应该整天宣传牺牲、感动、泪之类的东西。我知道你们新闻系可能讲反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但新闻本身的职能是反映事实真相、监督政府,尤其是反映事实真相,不是成天宣传什么牺牲与感动,也不是服务于政府的。
5.12之后,暴露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无论是房屋的建筑质量、防震救灾准备不足、灾害意识的不足,但在地震的时候哪儿都是“英雄”。英雄的比例是很小的,而且宣传出来的英雄,里面可能存在造假的成分。
所以我认为,一个社会、一个人如果想更好的话,首先要回归真实,让我们真实的面对这个世界。你真实地面对它,你才可能解决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以前我学历史,我有很强的耻辱感。别人骂我无耻什么的,我说:你不知道我十几年前就为这个民族感到羞耻。这种羞耻对我的内心挫伤很大。长久以来,我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结很强的人。
中国一百多年来在哲学、思想、自然科学等方面、总的来讲很少作出重大贡献。我们中学书上的数理化全是老外搞出来的。近百年来,我们中国未为世界贡献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没有一个。
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很羞辱。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水平不如美国和日本。这个是很糟糕的。(指着书架)这一排全是老外的东西,不是我不想看中国人写的,中国人写的都没什么好的。中国有谁能写出像康德那样深邃的思想,让我读起来很困难的书?中国人缺乏创造力,让我很受伤害。
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至少从现实来看,中国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之一。
Q:中国是一个野蛮的国家?
范:对,是个野蛮的国家。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苏联也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人家的科技、军事可以搞得那么先进,而且即使在苏联时期,文学艺术也很厉害的。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都是很厉害的。甚至包括音乐方面,肖斯塔科维奇这些人也是很厉害的。电影,塔可夫斯基的艺术电影能达到这种高度。(中国)十几亿人口,我感觉真是一群废物。
第三看法,中国的历史让我很难接受。我觉得我和鲁迅有很相似的感觉,他不能接受中国有文明以来的历史。四千年以来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我尤其不能接受的是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这个民族怎么这么多灾难?那么多战争?那么多死亡?
鸦片战争以后本来想西方学开放,搞了百数十年,最后又回到了极度地封闭、极度地排外、极度地抗拒现代文明。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成天在鼓吹什么崇高,我就觉得很邪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在道德底线以下。我跟很多人说过,每个人都不是道德的尺度。但如果一定要如那些指责我的人一般也以我自己为尺度,那么没有多少人能和我谈道德。中国有八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他们在宣誓的时候都在撒谎。
你们跟我说:教师职业是神圣的。我说:不,教师不是神圣的,但宣誓一定是神圣的。你认为宣誓都不神圣,你就没资格跟我谈道德。你什么都可以当儿戏,那还有什么对你来讲是神圣的?
这样,中国有八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绝大多数腐败的政府官员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你们成天充当奴化教育的帮凶,应试教育的机器,摧残学生,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道德?还有那些炮制假新闻的人,一门心思做奴才顺民的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人,高喊崇高却还没为正义而死的人,甚至连交通规则都不遵守的人,他们真的有资格谈道德吗?当然,如果他们不以自己的道德观为标准来谩骂我,我自然也不会轻易去指责他人。说说而已!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喜欢苛求他人!
我们社会存在的真实和言说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裂缝。我们嘴巴里言说的准则和实际的意图、行为之间有着极大的分裂。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当然也包括戳穿新闻媒体的虚假。地震的那一瞬间是千奇百怪的,很多人就是房子没垮,自己跳楼摔死了嘛!这些媒体都应该反映出来的啊!还有一个四川的厅长,地震时候拿着垃圾桶盖在脑袋上,也有啊!不是看到的一片泪流满面、一片感动。这就是不真实。不是靠虚假的东西达到善的,虚假的东西营造不出美好。
我是学历史的,特别求实,不会乱说。我没有见过汉旺救灾,我说我自己可以吧?我用我自己来表明,当时没那么多英雄。
我觉得很多人在宣传谭千秋,当时感觉似乎总是对我有一种暗示:你在这种重大的灾难时刻,应该为学生牺牲。我感觉到这样的宣传给我一种暗示。
比如说,一个歹徒提着刀砍学生来了,我必须上去和持刀歹徒搏斗,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如果一个歹徒拿着冲锋枪进来了,我必须堵着枪眼。
我认为作为一个老师我没这个义务。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警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后来我到长沙电视台,和很牛的一个主持人辩论,他说他觉得老师有这个义务。我当时反驳他,说了两点。第一,我觉得老师不神圣,倒是你们主持人、记者很神圣,应该为中国争取新闻自由而献身。
Q:这段被掐了吧?
范:肯定。第二,如果你真的认为我有这个义务,那我认为你很残忍。你们既然让我负担这个义务,给我佩枪噻!冲锋枪来了,我他妈的提着一个板凳跟冲锋枪对抗啊?而且我认为你们有一种嗜血的冲动,一听见死了人就兴奋不已。
所以我认为他们把这作为教师普遍职业道德的一种暗示,好像我应该有在地震时用身子扛住钢筋水泥的义务。有人说,你的学生好在没死。我说死了又怎样呢?难道是我造成的?
假设我在聚源中学、新建小学或北川中学活下来了,我就有罪?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他们在塑造一种教师道德标准。我当时跑是一种本能,怎么可能有意识的选择呢?但我在叙述里面包含一个说法——我也有生命权。我说的“母亲”那段话的意思是:任何人和我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除非我负有特殊责任,而教师对学生是不负有牺牲生命责任的。我不是警察、军队。即使是警察、军队,救灾也不是以生命代价的——余震来了赶紧撤。不是警察的命不值钱,他们的命就该牺牲。这是一个政府、一个社会野蛮的表现,不重视生命的表现。那段话的意思是:我和我母亲的生命是平等的,如果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也有权利首先保护我的生命。
我认为,政府和媒体对教师牺牲的宣传也在里面。死了那么多学生,民间义愤很大,这种情况下,政府操控媒体,塑造教师英雄。“其实教育战线表现的不错。你看,那么多的老师英勇牺牲”,就这样树立教育这个行业的良好形象,以掩盖学校房子垮塌的事实。“你看,我们这里很好啊!”我认为,似乎教师在为政府部门的失职买单。
我说我不牺牲,就暗含这么一句话:咱不为你买单。房子垮了是你们的责任,这不是我修的,我不为你买单。这种暗含的话要靠别人去解读,后来我又从中解读出很多。
彻底颠覆中国的伦理
Q:您当时写文章时,有没有想到可能要付出这么大的牺牲?
范:这个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牺牲,这种谩骂攻击是我很瞧不起的,根本不可能对我构成伤害。如果你们真正强大、真的有道理,就不需要这么气势汹汹。我读了这么多书,很有理性的人,你只要心平气和的给我讲道理,有道理了我就接受。
我当时写出来的文章,发到了博客,还发到了我长期的两个论坛,一个教育论坛,一个天涯。发的时候我估计论坛里会有人骂一骂。
Q:写文章的时候就想到了会有人骂?
范:当时我想以这种叙事的方式引起争论,我认为中国的伦理观是有很多问题的。
中国目前的政治伦理观是隐藏很多陷阱的。其实我这篇文章有很尖锐的一个意图:我想引起讨论。但我没想到会骂得那么凶。
那时全国的人已经感动得疯狂了,被媒体忽悠得已经失去理智了。突然我的文章出来,他们觉得特别不能适应。他们骂的凶狠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五岳散人、杨恒均这些人(反对我);我没有预料到后来电视、报纸媒体介入,我也没有预料到各大网站的介入。
记者说,其他媒体肯定是要介入的。我说,那就说明我对媒体已经不敏感了。我好多年不在媒体(工作),已经不敏感了。
Q:您刚才说到挑战伦理的问题,挑战的只是当今时代的伦理,而不是中国的传统伦理吗?
范:这两者有共同地方,也有差别。中国的伦理里面从来缺乏权利的正义观、缺乏个人主义的权利观、缺乏自由选择的价值观,从这一点来讲,无论是中国传统伦理还是官方的伦理,都是同样的。我说牺牲是自由选择,很多人不能理解。在底线道德之上,人们行善,乃是由人们自由的意志趋向于善。康德伦理学和宋明理学是不同的。康德伦理学是建立在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承认的基础上的。人们之所以强调应该为善,乃是因为人们可以为善、可以不为善、可以为恶的情况下选择了为善。人们有选择的自由意志,才有所谓善和恶。
遇到老虎吃人,你不能骂它很坏。它没有选择,吃人就是本性。人有自由意志,中国传统伦理观从没给自由意志留余地。
Q:也就是说您反对的是核心层面,您不是完全反对中国的传统伦理吧?不是完全的、彻底的颠覆?
范:实际上是彻底的颠覆。中国的传统伦理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总的来说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伦理观。古希腊在两千多年前,血缘氏族就开始解体。如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把它当作哲学来看,而是作为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伦理的变化的理论,它有相当的道理。古希腊是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城邦,而一个社会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自然农业经济走向工商业经济时,必将出现伦理观转型。
我读大学时有一种强烈的失去故乡的感觉。鲁迅的《故乡》核心在哪里?就是失去故乡。整个世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都会出现一个故乡的失落。这种失落其实很大程度在于我无法再归宿一个群体性的存在,因为我家庭血缘做为一个整体归宿崩溃了,我变成了一个独自面对世界的个体。于是,就从宗法血缘制的伦理向现代个人主义伦理的转型,对于中国,还有从等级伦理到平等伦理的转型。
所以,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挑战肯定是整体上的。不是每一条都反对,但是核心是反对的。
改革中国的教育是我的使命
Q:我们前一阵子采访了谭千秋的女儿——谭君子,您到底是怎么看待谭千秋老师的呢?
范:我认为谭千秋的英雄形象可能存在被建构的成分。他的故事是根据挖出来的情况作出来的一种想象性复原和建构,就像我们根据考古发掘建构历史,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根据杂乱的事实而建构的规律一样。如果从休谟的观点来看,存在的只是事实,因果必然只是我们的解释。如果他确实是自觉作出的选择,自然值得钦佩,但不可被神化。人是很复杂的,对谭老师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很感兴趣。正如我对日常生活中真实的雷锋也很感兴趣。
不仅仅是牺牲生命才叫做牺牲,牺牲名誉、牺牲经济待遇都叫牺牲。我跟他们说,我选择在中学教书,刚开始300块钱。但是我坚决反对别人认为我这种选择是一种美德或崇高。很简单,如果我不这样做,我根本不快乐。
很多人总是把“崇高的选择”从对他人、社会是否有利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这种选择对我来讲是快乐的、是幸福的。不仅是因为这样选择对中国教育有利,也是因为尽管这样选择我有痛苦,但是我不得不如此,这是我的使命。改革中国教育,使中国变得自由,这是我的使命。
Q:说说您这两年大致的历程吧。今天距离您发表文章正好是两年。
范:我从一个普通的老师变成世界名人了。我觉得这个很奇怪,这很强烈的体现了现在媒体时代的荒唐。
我在5.12之前思考了很多,经历了很多,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就是没有人关注你。但你说的几句话好象是反面的东西,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你在最艰难的时候,苦苦追求教育理想的时候,没有出名,写了一篇文章出了名,我觉得很奇怪。
我很多朋友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认为我是迟早要出名的,只不过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出名。因为我一直很特立独行,我一直在追求教育理想,同时他们认为我在学术思想上终究会有造诣的,包括在文学研究这些领域。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认为我会出这么大的名。其实你学术搞得再好,也是小圈子的。我也不可能像于丹那样去做讲座,说老实话,那样的讲座我也不屑于做。
后来《南方都市报》想采访我,我不给他电话。当时我想,如果我不提供他们继续炒作的材料,这个事就会淡下去。但是后来我想,我怎么能把这个形象定格在历史上呢?我必须出来说话。如果一年两年之后我再出来说话,人们不再关注我,这一个形象就会被钉死,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凤凰卫视之后,我就接受媒体采访。上午是报社、电视台、杂志,还有什么BBC呀、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啊、日本朝日电视台啊之类的,好滑稽的感觉。
后来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突然想: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传播我的观念呢?平时写文章写得网上没什么人看,现在到处都在采访你,比如说《经济观察报》、《南方人物周刊》和《南方都市报》,那你就借他的采访把观念说出来噻!尽管有些东西他会删掉,但是总会出来一些的。所以这时我对媒体的态度就变了——从不愿意到主动配合。
凤凰卫视是一个契机
Q:您以前在媒体干过编辑工作,5.12后您成为全中国的媒体关注的焦点。您觉得哪一次和媒体的接触让你更理解媒体,或者说更懂得怎么去运用媒体?
范:我觉得还真是后面这一次,我做媒体的时候呢,不是很能进入中国媒体的这种状况,因为我觉得我是比较彻底的一个人,我没有自我扭曲的能力。比如我去《成都商报》、甚至是《南方周末》,说出一点话,保留一点话,我是不行的,要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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