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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明文规定,不能强行摊订报刊,即使是党报也如此,必须在充分做好广大党员干部和基层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下自愿订阅。这一规定虽然很死,但经地方各级变通后,党报征订运行得仍然十分流畅。先是由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给下级分配一个所谓的党报征订“指导性计划”,再召开一个高规格的党报征订发行工作会议,领导在讲话时,“指导性计划”也就变成了“硬任务”。过段时间后,再发几期督办通报。如果任务完成得还是不够理想,就由党委主要领导给下级党委负责人写一封感人至深的关于一定要高度重视和支持党报发行工作的信,这“软目标”就越发变成了“硬指标”。如此一级一级地上行下效,不叫硬性摊派的硬性摊派就巧妙地演绎成了自愿订阅。领导的这封信是高明的,他明明就是暗示你,我不要求你讲党性,只要求你讲感情,连这么低的要求你都达不到,是不是想下课呀?出一个写信这样的主意是更高明的,这封信,公私难分,追究起来正是在按上面的要求做思想工作,不追就是在下硬任务,到头来谁也追究不了谁。而且,这写信是由上层开始,一层一层地写下来的,谁也不会去追。
在信息多元化日臻完善、各种传媒竞相争流的时代,订阅党报就真的这么重要么?中国的媒体大多被官方牢牢掌控,而这些媒体又大多是宣传的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凡是报纸上有的,电台电视台和网站也都一应俱全,官方所说的通过报纸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问题,在电台电视台和网站上一样能解决,为什么非要订报纸呢?这就不得不令人质疑所谓党报存在的必然性。
强订党报的背后实质是给那些抵御不了市场竞争的官僚报社注入了一剂强行针。党报内容的枯燥呆板,报社内根深蒂固的计划运行机制,再加上部分从业人员的低智低能,如何能抵挡得住市场经济千军万马的冲击呢?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他们就不得不亮出自己的高招,以党控制意识形态和宣传舆论导向夺取全国思想文化主阵地这个关系党生死存亡和执政地位的“重大问题”为突破口,说服各层党内要员,干净利落地就把自己移入了不需经风雨,永远见彩虹的“保险箱”中。全体党员齐努力,聚沙成塔,汇水成河,包养党报社!
这样一来,喜了报社却苦了基层和党员。一些乡村,要顶着领导批评和党员指责的双重压力,再苦再难也要完成征订任务。有的干部,一家要订几份同样的报纸。有的单位,墙上墙下,桌上桌下堆满了从来没有翻过的花大额资金订来的各色党报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不禁要反问,这是在光耀我们的党呢,还是在亵渎我们的党?这是回应执政党的正面信号呢,还是不祥之兆。
而在党报征订发行过程中,也存在着巨大的腐败黑洞。一方面,一些领导利用权力的威力强令下级组织不折不扣地完成数额巨大的摊派任务,另一方面,他们又层层从报社手中获取或多或少的回扣。说到底,就是报社和领导合演了一出双簧,而广大的基层和党员干部就是这出双簧中的悲情人物。其实质,又与被全社会群起而攻之的权钱交易有什么两样呢?
在报社需要生存而必须摊订党报任务与广大党员干部对强行征订党报的抵制这场争斗中,上层领导作出了维护前者的生死抉择,这让很多略有头脑的清白人士有点摸不着头脑,这摊的是少数,被摊的是多数,当少数人与多数人发生了利益之争的时候,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的高层管理者们,为什么敢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动,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呢?这个道理我们暂且不去深究,但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谁是谁的利益代言人。而平常被他们朗朗上口念得象顺口溜一样的“三个代表”、“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之类的伟大论断,此时都一概不生效了!
有一个党员曾经给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写了一封感谢信,信的内容大致是说,他已完成了中央、省、市三级的党报征订任务,已花去了自己一亩田一年的全部收入,而今之所以全家人还能够吃饭穿衣糊口,要得益于县、乡、村三级党组织没有办党报,如果这三级也办起了党报,那他种的两亩田的收成就只够订党报了,全家人就只能靠这伟大而虚无的精神食粮度日了。所以,他受广大普通党员的委托,请乡镇党委书记代表他们向英明的县乡村领导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多么辛辣的感谢信啊!可惜,它并没有对一意孤行的当权者们起到清醒剂的作用。
别看我在这里高谈阔论说这些闲话,看似分析得入情入理,其实到了年底,我还是只有乖乖地被人从工资中扣走订阅党报的款项,而后再把大叠大叠的报纸当废品卖掉,换得几文小钱,买几份街头小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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