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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向来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可这尊雕像却要树立在我们的公仆们要求其人民弘扬“五四”爱国精神的今天,在无数革命志士喊着打倒孔家店为之奋斗建起的新中国,在祖国的神圣心脏,在贪官污吏泛滥时代,在高房价,高药费,高学费困扰的日子。树雕像的人更没考虑中国大多数人心理承受能力,特别是忽视了受两千多年封建统治者以儒学为代表压迫下的底层人民的心理感受。
今天,我们口口声声讲“三个代表”,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请问,没落贵族出身的孔子能代表吗?这个被毛泽东、鲁迅、胡适等一大批先进文化者和五四运动否定了的人物,能代表吗?两千年来,被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尊的人物,用其麻痹一代代国民思想,宣扬剥削有理、剥削有功的人物能代表吗?
孔子到底要代表的是哪门子利益呢?鲁迅他老人家早已下过结论,解释得再清楚不过了,鲁迅在他的文章里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所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
现在有些人打着彰显弘扬中华文化的幌子,总想着“克己复礼”的人,非得在天安门广场立个古人像的话,还是奉劝那些人立墨子像吧,这样更符合当前讲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形势,立墨子像总比立孔子像光明正大,效果要好得多。墨子学说更具有“三个代表”中的某些思想。他的观点更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和接受。
儒墨都是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第五十)。两者学说可以说不差上下,各有千秋,对中华文明都起到重要作用。只是平民出身的墨家因站在平民的立场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至今不被青睐,没有流芳百世。墨学没有像儒学那样去竭力讨好历朝历代统治者的胃口,不像儒学去搞那套“三纲五常”的理论,没有去着力粉饰太平,更无如孔圣人头上那顶耀眼的光环。历史已经对不住墨子先生了,今天的我们更不能再次对不起墨圣人。
墨子核心学说是“兼爱”,比起儒家的“仁爱”来要高出一大筹。
“兼爱”包含着人生而平等与博爱的思想,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号召人们爱及他人,在交往中互利互惠,以达到“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的天下之大利益,是一种祛除自私之心,是一种呼吁爱他人就像爱自己的大爱哲学。
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同时,墨子也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弊病就是统治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发动的无休止的战争,因此,从“兼爱”的思想中,引申出了“非攻”。“兼爱非攻”是墨子最著名的思想。
相比之下,孔子的“仁爱”,即人与人互相亲爱,是有前提条件的,“刑不上大夫”。儒家的仁爱“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说明是有差别的、有等级的,核心是自我,是一种实用利己主义的、目光短浅的、自私的爱。
由此告之,现在我们的精英们在引进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时,不要忘记我们的先哲墨子早就具有了这种普世的人文思想了。
另外,“节用”也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要身体力行。相比之下,儒家则提倡的丧葬葬物像死人搬家一样,多多益善,且丧礼繁缛隆重,要求居丧者居丧三年,天天哭泣,且追求琴瑟歌舞,也如今天农村办丧事时的大操大办。试比较,在今天金钱至上,私欲膨胀,大吃大喝大显摆的社会,谁更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呢?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仁爱,但目前更迫切需要的是“兼爱”,兼爱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想的爱。当我们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时,当我们关注“三农”时,古老的“兼爱”会焕发其强大的光辉。特别当我们中华民族在大灾大难面前,譬如汶川、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人们自发地伸出的援手,献出的爱心更是兼爱的一种表达方式。
从“三个代表”思想理论出发,孔子像真的是树错了地方,天安门前应树的是墨子像。
写于2011年2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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