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品三国》（下）：曹C和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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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品三国》（下）：曹C和诸葛亮　　


以言治罪

　　在许多人看来，曹C和诸葛亮，不但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而且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这当然不无道理。不要说他们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有天壤之别，即便他们的“历史形象”，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正是这些原本就存在于历史中的差异，才使他们在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变成了“针尖对麦芒”的“汉贼不两立”。但是，如果我们彻底抛弃王朝正统的无谓争端，暂时搁置个人品质的道德评价，仅仅着眼于阶级立场和政治路线，那就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

　　相对而言，诸葛亮对名士比较同情。刘备杀张裕的时候，诸葛亮就曾出面相救，只不过没能救下来。他接管蜀汉政权以后，对蜀中名士如杜微、谯周等人也都礼遇有加。这并不奇怪，因为诸葛亮也是士人，而且和法正、张昭、鲁肃他们一样，也是流亡北士。但诸葛亮并不单单是士人，他还是蜀汉丞相。这个身份和角色当然更重要。因此，当名士们的行为或言论危害到蜀汉政权时，诸葛亮也不会客气，甚至也会像曹C那样“以言治罪”。

　　彭羕之死与孔融、祢衡颇有相似之处。他的罪名，大约是“煽动谋反，颠覆政权”，因为他对马超说了“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的话。但彭羕辩解，说他这话是要马超在外建立武功，自己在内辅佐刘备，共同讨伐曹C，并没有谋反的意思。这事依我看多半是一笔糊涂账。

　　诸葛亮讨厌彭，和曹C讨厌祢衡、孔融是同样的原因，这几个都属于最让人讨厌的一类名士，即所谓“浮华交会之徒”。此类名士的特点，是名气大脾气也大，学问大派头也大，好发议论，口出狂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据《后汉书·孔融传》，曹C杀孔融之前，曾写信给他，说我曹某身为人臣，虽然“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但“抚养战士，杀身为国”，整治那些“浮华交会之徒”，还是绰绰有余的。诸葛亮的想法，当与此相同。他废来敏的时候，就有“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的话。可见来敏就是蜀国的孔融，彭羕则是蜀国的祢衡。这样的人，无论在曹魏还是在蜀汉，都不受欢迎。

　　曹C杀孔融，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倒不完全出于他们的个人好恶，更重要的还是政治需要。这种需要，也不单单只是巩固政权，还与他们的政治路线有关。曹C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其实诸葛亮也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与袁绍相反，与曹C相似，他坚持汉初的“察举制”，就是不让士族垄断仕途；他杀彭羕，废来敏，废廖立，就是不让士族控制舆论。至于豪强，诸葛亮的政策是两个字：抑制。


虚君实相，依法治国

　　诸葛亮和曹C一样，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由此可见，诸葛亮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C的曹C路线”，或者“反对曹C的曹C路线”。而且，诸葛亮走得还更远。曹C这个人，是有理想无蓝图。曹C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然后纠错，然后再错。他的“法家寒族路线”，其实是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诸葛亮则不同，他是既有理想又有蓝图。我们看诸葛亮的治蜀，是那样的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可见心中有数。也就是说，他有着明确的建国方略和执政理念，要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这个新的制度，从诸葛亮的实践看，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虚君实相，依法治国。后者是曹C也做的，但诸葛亮做得更好。曹C的法治仍不免人治色彩，诸葛亮就更纯粹，也更公平。曹C的ZF仍不免贪腐，诸葛亮那边就廉洁得多。

　　从实际情况看，曹C为相与诸葛亮为相并没有什么两样，即都是丞相大权独揽，皇帝形同虚设。汉献帝固然是傀儡，刘阿斗又何尝有权？至于诸葛亮本人，就连职务也和曹C一模一样，即都是开府的丞相。但是，曹C后来还封了魏公，建了魏国，称了魏王，曹丕还夺了帝位。所有这些事，诸葛亮都没有做。这就大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谁都会认为，曹C的“虚君实相”，其实是为了自己“篡位夺权”，诸葛亮就不是。因为他既没有封什么公，建什么国，称什么王，去世以后也没有把相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诸葛亮的“虚君实相”，可以肯定是出以公心。

　　但是这样一来，就有不少人想不通了。你既然是忠君爱国的，你既然没有篡逆之心，那又为什么要把皇帝架空呢？于是一些维护诸葛亮名誉的人，便只好一口咬定刘禅弱智；而另一些清楚刘禅并非无能的学者，便不免怀疑诸葛亮权欲太重，擅权心切。其实这两种说法恐怕都可以商量。我倒是愿以最大的善意猜测，诸葛亮的“虚君实相”，乃是一种制度性的改革，即皇帝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象征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丞相做实际上的ZF首脑，负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西汉初年就有这么一点意思。若如此，则无疑是当时最好的制度。诸葛亮的蜀国，也堪称当时的“政治特区”。可惜这事只有实践，没有理论，更没有形成法律，即没有真正成为制度。再加上诸葛亮壮志未酬身先死，也就不了了之，实在让人痛惜。

　　不过诸葛亮的不幸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的想法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国家又最先灭亡。其实诸葛亮一去世，他的实验就不再继续；蜀国一亡，他的理想就彻底破灭。甚至就连崇拜、缅怀他的人，也是只念念不忘他的“兴复汉室”，耿耿于怀他的“出师未捷”，真正有意义的“依法治国”和“虚君实相”则少有人提起，这岂非不幸？有人说，伟大的人物都是孤独的。我相信诸葛亮也如此。

　　其实曹C又何尝不是这样。曹C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我认为就在于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这个新秩序从阶级关系讲，是庶族的；从意识形态讲，是法家的。因此，它和曹C这个人一样，也是要打折扣的。因为历史证明，最适合帝国的统治阶级，就是庶族地主；最适合帝国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C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但这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369年试错之后才能实现，以司马家族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历史的必然。曹C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现在我们知道，士族地主阶级为什么那么不待见曹C了。因为曹C挡了他们的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因此，士族地主阶级肯定要将自己满腔的愤怒，都倾泻到曹C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再加上他自己多有不义，曹C便不可避免地从英雄变成奸雄。

　　何况曹C自己也授人以柄。他最大的失误，就是为曹丕的称帝创造了条件。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如果曹C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恐怕也会两样。可惜曹C太迷恋那最高权力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自己身上时，曹C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了。

　　就在曹C走向地狱的时候，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成为神，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言人。这和曹C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然而在我看来，作为历史人物的曹C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C和诸葛亮，则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的两面。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C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那么，作为“前浪”的曹C，也就只好“死在沙滩上”。

　　这可不是我们希望的。我们的希望，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断变新浪”。但，历史的长河果真能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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