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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与大家共进午餐，送走市委组织部钱处长之后，后勤服务员小李背着杨永康的背包，把他引到了SJ夏一兵为他临时安排的一间招待室里。小李是一位二十岁的小伙子，动作自然大方，整理棉被有条不紊，一眼看去，就知道他受过恶劣环境的锻炼和良好的家庭教育。他问小李在这里干了几年了，小李说：“我是一位临时工，在这里已经干了四年了。”说罢，又随手拿起扫把在本来就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地面上来回不停地扫着，意思是想尽量避开杨永康陌生的目光。小李也真是多此一举，镇长问你干了几年了，你就回答干了四年就行了，何必要说出“临时工”三个字来呢？你不说便罢，一说便勾起了杨永康对自己心酸经历的回忆。
那是恢复高考制度第二年，杨永康在本市的重点中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华西农业大学。这是解放以来他们那个村甚至他们那个乡被大专院校通过正规考试录取的唯一一名大学生。当时，他的父亲去世已经多年，母亲积劳成疾，卧床不起。杨永康为了回家挣工分为母亲治病，毅然放弃了上学的念头，在施家桥子村用他瘦小单薄的身躯拼命地挣工分、捞口粮、挖药材，与母亲和年幼的妹妹相依为命，创造着美好未来。他日复一日的把卖药材、木梓的钱一分不少的交给母亲秤盐、打煤油、买火柴，用自己的勤劳双手力所能及地为母亲分担着忧愁，有一次，他再三要求母亲从他上交的三块八角钱的卖药材收入中，给他开支一块一角钱买一双尼龙袜子。母亲答应了，他高兴地跑到供销社的分销店，一买就穿上了，回家的路上尽管那双破旧的解放鞋与崭新的尼龙袜子极不协调，他仍然卷着腿让别人知道他穿了一双很少有人舍得买的尼龙袜子。后来不管是外出办事还是下地干活，天天都穿着它。确实穿脏了，他马上洗干净凉干后接着再穿，结果一直把这双袜子穿烂了才没有穿了。就是这双袜子增添了杨永康生活的信心，他对母亲说，他想用五六年的时间住上瓦屋，穿上西服，然后再找一个乡下姑娘成家立业，争取让母亲早点抱上孙子。那年，他虽然还不满十八岁，但是对这一切已经有所计划和准备了。母亲听着笑着，觉得这个未读上大学的儿子看样子还是有出息的儿子，随着儿子勾画的生活蓝图，也进入了这种与现实生活天壤之别的幸福的梦乡了……。
不料那年母亲病情加剧，带着六十年的劳累和痛苦走完了她那本来就活得很累的艰难岁月。母亲临走时，什么也没有交待。孤苦伶仃的杨永康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草草地安葬了母亲之后，独自住在母亲作为唯一的遗产留给他的那间矮小陈旧的草房里，犹如一只落伍的大雁和迷路的羔羊不知走向何方。
一九八三年六月，全国开展的协税护税运动改变了他的命运。通天市税务局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之后，把他和另外的四十九名农村青年作为协税护税员招进了市税务局，在市区跟着税务干部开展协税护税工作。这份临时性的工作，虽然成天与“商人”打交道，但是他觉得毕竟离开了那片贫瘠的黄土地，开始了另类的城市生活，他想，如果把它当作一个人生转折的阶梯，走了第一步，就应该第二步、第三步的走下去，到城市混出个“名堂”后再回家光宗耀祖，报答乡亲们当年对他的无私帮助和关怀。他先是在这里比较出色地混了将近两年，眼看一起招来的其他四十九名协税护税员一个接一个被陆续精简回家，遗憾地和他握手告辞的情景后，他知道下一个被精简的对象绝对是他无疑。他找到税务局的领导，狠心地提出了“晚走不如早走”的请求，到经过一位年轻的好心人介绍的市供水公司找到了一份白天搞电焊，晚上当“秘书”的临时工作，直到一九八六年九月，他的人生历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种没有任何杂质和权力的力量使他成为通天市的人民警察。杨永康对于这种经历任何时候他都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现在他像是过“电影”似的，从头到尾的回忆了一遍。小李在整理床铺和衣物的过程中，压根儿也没想到他的“临时工”三个字会使杨永康对他自己临时工生活的深深回忆，更没有想到他现在的处境就是这位镇长当年的处境，只知道他抽着香烟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好像在考虑上任后的镇里工作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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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4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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