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浙江海宁人，著有《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曾被逊帝溥仪封为“南书房行走”，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五大导师。1927年6月2日，51岁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死时脑勺上还拖着一根大辫子。
图为王国维（右）与罗振玉合影。
这张被误以为辜鸿铭和他的妻妾合影的照片，左侧其实分别他的妻子和女儿娜娃。
有着混血血统的辜鸿铭曾是一个喜欢标新立异、顽固守旧的奇才。他坚持蓄辫子、赞美三寸金莲等古怪言行常被人当作笑料。13岁即赴英国留学的他十分钦慕健康浪漫的欧洲近代文化，而洋人的种族歧视，使他决然回国。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向传统文化发起猛攻，他不屑一顾，认为不去光大儒家文化的精神，而只是热热闹闹地照搬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是可笑的，反让洋人更瞧不起中国。直到晚年，他脑后挂着的灰白的细辫子仍是北就大学校园里一大景观。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文学革命的导师。他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弊端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和鞭挞。很大程度上，他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图为1936年10月8日，鲁迅与青年木刻家林夫、曹白、白危、陈烟桥等交谈。同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四川北路寓所逝世。
沙飞 摄
美国培养出来的胡适博士是20世纪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正当对学术的侵蚀，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代议政治、多党统治等情有独钟。胡适一生自许为蒋介石的谏友，1962年在台湾去世，死后备极哀荣。
1927年4月28日，中国GCD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图为临刑前留影。
瞿秋白曾任中共领导人。1931年被剥夺了领导权后，在上海与鲁迅一起参与并指导了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到达瑞金。红军主力长征后，瞿秋白留在根据地。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突围时被俘，6月18日在长汀被害。瞿秋白生前被鲁迅许为知已，他的英年早逝让鲁迅痛惜不已。图为瞿被害前留影。
23岁的周文雍和27岁的陈铁军同为GCD，两人从事地下工作时假扮夫妻作为掩护。1928年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捕，在刑场上，两人宣布正式结为夫妻。
李叔同年轻时曾留学东京美术学校，是一个忧国忧民、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十分享受生活的风流才子。兼擅音乐、绘画、书法、篆刻、诗文，还常常粉墨登场。37岁时尝试断食，后发心素食，精研佛经，两年后于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号弘一。后成为中国南山律宗第八代祖师，致力于律典的整理，晚年抱定佛教救国信念，如孤云野鹤般云游四方，舍命弘法，成为名满天下的一代高僧。1942年10月2日，弘一法师积劳成疾，拒绝就医，13日于温陵养老院圆寂，临终前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写下“悲欣交集”四字。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兵变。11月将退位13年的溥仪驱逐出紫禁城，永远废除溥仪的大清皇帝尊号。
1925年2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溥仪潜往天津，居住在日租界内的张园及静园达7年之久，直至1931后后伪满洲国成立。图为溥仪（左）与其弟溥杰在天津寓报内。
1930年10月，手持相机的张学良在东北运动会上。此时距“九一八事变”已不足一年，纺学良即将遭遇大的变故。张学良一生风流倜傥，我行我素，常有出人意表之举。西安事变使他名垂青史，但事经多年，年逾百岁的张学良对此不置一词，令人深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学生在南京总统府前请愿，要求政府抗日。不得已出面接见学生的蒋介石承诺：“三日内不出兵，砍我蒋某人的头以谢国人。”国民政府三日内并没有出兵，抗战的全面爆发是在6年后的“芦沟桥事变”之后。
1934年10月，江西苏区的10万红军被迫长征。一年后，只有4000名衣衫褴褛的官兵到达陕北。在这一被视为比摩西带领信徒穿过红海更大的奇迹后，毛泽东确立了他的领袖地位，中共则奠定了未来胜利的基础。图为长征前的红军队伍，1934年。
红军到达陕北以后，革命又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在连绵的黄土高坡之间，在宁静的窑洞里，更为远大的理想在萌动。图为1937年6月抗战爆发前夕，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等公务之余留影。
1935年，踌躇满志的蒋介石检阅他从前线调回四川重庆的参谋部军官。他们制订了一项在红军准备渡过长江北上之前围歼红军的重大战役计划。在围剿红军过程中，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进入了地主军阀的势力范围。
1940年3月30日，主张“战必大败，和不致陷于大乱”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日，组建伪“国民政府”并任代理主席。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人物英俊，文采斐然，曾任《民报》主笔，追随孙中山左右并替其起草遗嘱，为国民党著名领导人。一朝投敌，痛斥者有之，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叹曰：“卿本佳人，何故作贼？”汪精卫1944年11月病逝于日本，留下千古骂名。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难当头，海外中国留学生纷纷辍学共赴国难，尤其留日同学更是悲愤异常，战端初启，立即整装回国。两个月的时间内，六千余名留日学生中将近四千人回到中国。
1938年，“七七”周年前夕，国民政府在武汉发起献金活动，这个孩子把自己的扑满也捐了出来。
抗日的中国士兵。
塞西尔.比顿瑟 摄
1939年12月22日，浙江前线受伤的中国军人。
俞剑硕 摄
红军小战士。
海伦.福斯特.斯诺 摄 1937年
为了对付游击队，日军沿着铁路线扩大其控制范围，沿线建筑大型碉堡驻兵，对游击队实行封锁，并由此侵犯农村。从1940年8月开始，彭德怀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规模进攻战役。整个华北的铁路线都不断被切断，碉堡经常在夜间被捣毁。图为在夜间破坏日军交通线的解放区军民。
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经济系的方大曾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抗战爆发后，他带着相机奔走于战事最激烈的保定、居庸关、太原、大同等地之同，为《申报》、《良友画报》、《大公报》等媒体提供华北战场的图文报道，成为与范长江、徐盈等齐名的记者。1938年初失踪于战场。这是1935年冬天从绥东前线寄往北平家中的照片。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新四军的青年战士们热情奔放，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张爱萍 摄 上世纪40年代
解放区的农民参议员。抗战期间，为了动员一切力量来抵御日本人的进攻，中共在其控制的解放区内实施了较为开明的政策，在一些地区成立了参议会，中共及国民党、独立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席位，即所谓的“三三制”。
沙飞 摄 1943年1月
1945年10月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与毛泽东合影。其时，蒋介石如日中天，志得意满，而毛泽东则羽翼待丰，略显拘谨。在经过多年的蓄势后，这两个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将在战场上一决高下。
亨利-卡蒂埃. 布勒松 摄
剧烈的通货膨胀使老百姓手中的纸币几成废纸。为此人们疯狂地挤在银行门口，企图兑换一点比较可靠的黄金，上海人称之为“轧金子”。上海，1949年。
亨利-卡蒂埃. 布勒松 摄
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从一个水果店学徒到上海滩的大亨，杜月笙身上汇集了旧中国的一切偶然与必然，他将青帮改造成现代的犯罪托拉斯，并以此为出发点，将殖民者、政客、商人、军官、流氓、文人、记者、工会领导人等各种势力纠合在一起形成合力，来谋取人生的最大化，他结交的人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现代中国的各种势力不和杜月笙打交道的极少。1949年后，杜月笙来到香港，1951年去世。
雨花台烈士。20世纪上半叶，数以万计的人们为了理想，杀身成仁，在这里献出了年轻或不年轻的生命，这是中国社会进步付出的又一沉重代价。
上排左 陈景星（1908-1930） 上排中 沈云楼（1913-1930） 上排中 郭凤韶（1911-1930）
下排左 石璞（1913-1930） 下排中 陈朝海（1908-1931） 下排右 李传夔（1906-1930）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担任上海政治大学教授兼训导长的诗人闻一多（左）刚刚经历了丧女之痛，又因为学校被查封而失去了工作，只好闲居在好友潘光旦（右）家中。1946年7月16日，他在抗议当局杀害民主斗士李公朴的集会上演讲后，在回家的路上被特务暗杀，年仅47岁。这是他与好友顾毓秀（中）、潘光旦在一起。
王孝和（1924-1948），浙江鄞县人。在上海励成英文专科学校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1941年5月加入GCD。1943年由组织安排进杨树浦发电厂工作。1946年参加上电工人九日八夜罢工，后当选为厂工会干事、工会常务理事。1948年4月被捕，备受重刑。9月30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枪杀。
冯文冈 摄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的毛泽东观看飞越天安门上空的空军编队。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不忧市民，露宿街头。自古以来，士兵和旱涝灾害及蝗虫一样不为中国老百姓所欢迎。然而，1949年5月27日，上海的市民在枪炮声逐渐平息下来后，打开自己的房门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他们终于明白了貌似强大的国民政府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崩溃的原因。
对土地的渴求是中国农民世代的梦想，革命胜利了，GCD和政府逐步兑现自己的诺言，陆续续在解放区推进土地改革运动。
邹健东 摄 1950年
北京市郊十三区深沟村的农民在斗争地主。
齐观山 摄
1951年，在老革命根据地福建长汀县河田区烈军属代表会上，农民郑俊义以兴奋的心情接受政府慰问团的慰问。他曾把1932年叶剑英赠给该村的一面“扩红”奖旗拿出不庆祝翻身。1951年
到1956年，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完成。城市经济中的私营成份完全消失，一切大规模的工商企业变为国有。图为上海某企业主在庆祝自己的企业公私合营。
1952年开展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最先针对的是个别不法奸商，而后波及到整个工商阶层。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资本家个个如惊弓之鸟，几年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短时间内完成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图为上海黄埔区国际贸易业的资本家排队向“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庆祝公私合营的天津市资本家家属，1956年。
从前，中国的城里人大多穿布鞋，鞋底也是布的。先把一块块碎头白布用浆糊一层层地粘在一起打成袼褙，晾干后剪成各种尺码的鞋底厚薄要用五层，每层四周粘上白布条用细麻绳纳成，俗称千层底。胶轮胎传入中国后，制鞋者为了鞋底更加耐磨，往往在鞋底下钉上一层旧轮胎作鞋掌。尽管如此，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和雨后的泥泞中行走，布鞋底还是很容易损坏，需要修鞋匠修补。这张照片中的修鞋匠，在中国到处可见。作为社会经济学家，摄影者甘博在为他的调查对象拍照之前，总是努力与对方交流。
西德尼.D.甘博 摄 北京 1918年
潦倒街头的吸食鸦片者。南京，18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