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卧龙大道更名为“丹阳大道”的建议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王善国

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一班”改为“初二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多数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本村人俗称“艺饭碗”）。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写的征文，可惜有关报刊当时未予以刊载，可能是类似于笔者经历的“人才济济”、而且颇多坎坷艰辛之故，笔者至今仍珍藏着1981年湖北省招生委员会首次采用电脑[当时称“电子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那张总分为389分的个人高考成绩单；笔者此前、此后都还曾有一次“读大学”的经历，那就是1975年秋季曾就读于3个大队联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的口号就是——“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贫下中农上讲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黑货”，“善于砸烂旧世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701大学”[民间戏称，‘701’代表锄头、筐子和扁担]、‘修地球’的大学也就‘遍地开花’，虽然属于“荒谬时代”的“荒唐大学”，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的体制不太完善，在有段时间里，科教界出现了“阵痛”——“脑体倒挂”、“知识贬值”，那个时候人们很形象地说，“教书匠儿不如剃头匠儿”，“搞科研的不如种旱烟的”，“造××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于是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子“考研热[究生热]”，笔者的同学、同仁中，有很多志在千里者都是通过这种捷径而捷足先登，陆续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生、博士生极少]，从而不费吹灰之力[财力]地“远走高飞”，有的到了特区扎根，有的进了省城高升，有的迁居首都创业，实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他们中的达官显贵、大富特富、漂洋过海而飞黄腾达、成就辉煌者不乏其人，也不计其数，而笔者却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今别人都说我也是难买“后悔药”，显而易见，仍然是“土包子”一个，至今只能呆在小山城里甘于寂寞、孤芳自赏。但笔者从根本上说，发自内心里的真情实意仍然还是那句“并不后悔”的老调重弹，因为笔者从小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应该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况“谁不说俺家乡好”？热爱、建设和扎根“金南漳”，研究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自己也其乐无穷、陶醉不已。“江北有我‘金南漳’，有我‘金南漳’……”，“南漳好风光……”，举世闻名的“民间文化遗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妙的乐曲和崇高的礼赞时，顿感回肠荡气、茅塞顿开，古有楚人“筚路蓝缕”、“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徐庶竭忠尽孝”……，可敬可佩，值得骄傲和自豪，作为文化之乡的一介公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乐在其中、自得其乐了。转眼间又将喜逢恢复高考40周年，笔者有感而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遂作此注脚，并予以修订）

南漳家园

南漳家园

南漳家园

南漳家园

天天扫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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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训

起名要根据南漳的天文、地理等情况慎重征集。城市建设不要破坏自然环境，新政府选址地方很好，但有问题。

酸甜苦辣

历史悠久

tpyj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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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有凡

楼主的贴子不错，好好学习学习。

全心全意

回复 王善国 的帖子

学习了再学习。

无球吊事

姐每天看贴无数,看多了，精神颓废了，自信消失了，尊严感也快殆尽了，从前自以为是特别爱国的人之一、是最关心民族命运的人之一，后来发现自己不过是小小的普通百姓，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控，还在考虑国家大事，有一点可笑，是不是自己疯了，变成阿Q了。回帖也就发发牢骚而已,宛如疯子边走边唱，即使路人听到也是露出鄙夷的神色，于事无补。从此我就把这段文字保存在记事本里,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顺便留下自己沉重而又疲惫的影子

秋雨凉风

学习了！

问天

空虚   无聊   xian  bai  wzg29e

灵溪万督

学习南漳的歴史。好!

狂飙的螃蟹

现在的丹阳在江苏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