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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维权爱打悲情牌、戏谑牌
在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放大下,一个小小的案例很容易演变成一场口诛笔伐的线上全民运动。从普通百姓到政法干部,都认为“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
日前,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谢耘耕工作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公民的网络表达与公共管理分析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公民个人运用新媒体进行维权,已经由个别偶然的成功案例,发展成为普遍的维权观念。目前国内一些公共事件解决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模式:网络(BBS、微博、博客或手机等)提出议题——传统媒体关注——全社会参与——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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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处级”干部最怕网络监督
报告还显示,网络除承担起维权功能,更引发网民自发进行网络监督。而在2010年影响较大的网络监督事件中,官员或家属的不当言行成为网络监督焦点。“打人”成为关键词,“马鞍山局长”、“兰州局长”、“剑阁人事局长”因为打人,纷纷被置于风口浪尖;而雷人言行也频遭曝光,如“我爸是李刚”在网络一经公布,即遭一致讨伐。
在2010年4月20日《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所做“当代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调查”显示,不少官员有很多“怕”,但最恐惧的是网络,而其中,47%受访官员认为“县处级”干部最怕网络监督。《人民论坛》在报道中称,“记者采访发现,宣传部长和县委书记这两个群体的官员最怕网络监督。”
据统计,在2010年上半年被曝光的10起针对官员个人的网络监督事件中,只有两起(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抢记者录音笔、中山市女市长落马)涉及省市级官员,其余则都是县处级及以下官员,其中,涉及“××局长”的更达到5起。
网络民意不等于整体民意
报告同时认为,网络民意并不等同于民意。首先,占人口30%的网民不能代表整体民意。目前,我国网民结构还呈现“三低”特征——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与现实中国结构不匹配。另外,网民表达方式的非理性以及群体极化现象,使网络民意“窄化”,而网络表达的匿名性更使网络民意中含有虚假成分。
其次,大量以牟利为目的“网络推手”盛行,炮制“民意”,绑架舆论,使得流言大量滋生,网络信息真假难辨。
第三,网络民意还有一些负面效果,如过大的舆论压力可能影响司法进程和政府行为,甚至带来“网络暴力”,如人肉搜索、网络隐私权的侵犯等,与民意的内涵与诉求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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