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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从新浪微博上读到一则文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大部分成员无基本是非心,无最起码思考能力,无最低限度的教养,无普遍的求新知、求正义、求上进的奋斗精神,要谈什么对外竞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是自欺欺人,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悲惨地沉沦。”博文作者是一位杂志主编,算是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和中坚。
笔者禁不住在跟帖中追问:请问在您看来,哪个民族,哪个国家,才算有基本是非心,有最起码思考能力,有最低限度的教养,有普遍的求新知、求正义、求上进的奋斗精神?
也许博文作者批评中国堕落时,心里是有崇高榜样的。将中国看做地狱,将西方看做天堂,在天堂与地狱的对比中诅咒中国,是百余年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的基本言语方式。追根溯源,这可能要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负面遗产。那时一批精英人物为了促使中国向西方学习,在对西方文化有过多向往和赞美之词的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民性格有过度的贬斥与批判。
当这种话语凝固为基本的话语模式和思维模式,“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就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思潮疯狂否定中国历史的正当性(说它吃人),否定中国社会的正当性(说它是酱缸),否定中国文化的正当性(说它野蛮),否定中国国家实体的正当性(说它不配有地球“球籍”)。
20世纪80年代的某些文化精英,带着对文革的怨愤之情,把“五四”精英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升级为对西方国家的崇拜,甚至升级为对西方国家暴力与霸权的崇拜。有的极端分子曾经遗憾当初英国和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没有获得全面成功,他们向苍天祷告说:中国需要被殖民300年。
这种深刻的自卑心理和自我否定意志种植在民族的神经元上,让中华民族一度沉溺在自轻自贱的精神牢笼里,其创造力、智慧和尊严,都受到严重的否定和伤害。时至今日,我们遗憾地发现,这种极端病态的思想在中国不仅仍有市场,而且被一部分所谓的“舆论领袖”时常挂在嘴边。
应该承认,中国这百余年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离理想状态都还很远。但谁都无法否认,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已经使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财富增长的速度出乎所有人意料,绝大多数国民多多少少成为社会发展的受益者;民主意识正在日渐发育,网络和博客的发展让公民拥有了比以前宽广得多的言论空间。从外部看,中国的崛起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中国由备受殖民践踏的弱国,变成了可以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的金砖国家。
可惜,这一部分8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依然深陷在逆向种族主义的牢笼里不可自拔。这样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竟然无法进入他们的视野。无论是毛泽东时代实现民族独立的政治崛起,还是邓小平时代以来谋求国家富强的经济崛起,他们都闭眼不看,一定要用那套逆向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予以抵制和否定。
他们依然沉溺在“五四”时期的绝望情绪和80年代的怨愤情绪中,时不时地给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放几支冷箭。这些人是情绪分子,是意识形态分子,是蒙昧分子,是诅咒分子,唯独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当整个世界为中国的崛起而惊叹时,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重新认识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重新理解我们的国民精神和民族性格。作为民族思考的灵魂,知识分子尤其应该为中国的未来创造出崭新的精神文化,使自己成为引导民族发展的正面力量。
每个国家都是带着问题前进的。中国自然也有中国的病患,这些病患需要我们的洞察。但如果知识分子的目的不是为了割除病灶而是为了杀死病人,那结果就会让自己堕落成民族逆子。(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摩 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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