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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后悔那失去的四次“机遇”
王善国
我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属于“十年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我有幸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第四年被录取的大学生，跨入了“800万”莘莘学子的行列。由于我未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失去了4次良好的“机遇”，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惋惜的。然而，今天的我并不后悔！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举国上下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已经是家乡一所原“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戴帽”高中一年级学生。恢复高考，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心灵里产生过不平静的涟漪。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可能通过奋斗堂而皇之地考取国家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圆祖祖辈辈未曾敢想过的“大学梦”。但夜静长思，自读小学以来所寄予希望的读书、招工、提干就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学校教育突出政治，贫下中农上讲台，哪敢搞“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曾连续好几年没有教材，只能读报纸、背语录和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却也被视为“又红又专”。现在教育扭转了乾坤，在教学质量上动了真格，考场上去拼高低、见分晓，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岂不忧哉？庆幸的是，校长宣布我们由“高二班”改为“初三班”，美且名曰弥补过去的“知识损失”，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其实说到底就是调整学校布局，家乡（时为殷庄小公社，也称管理区）不够格办“高中”。当时很多同学及家长不理解，认为唾手可得、社会颇感时髦的“高中”文凭就这样“拜拜”了吧？好在学校采取变通方式，说将来毕业证上可以填写“修学4年期满，准予毕业”的字样（意即高、初中各2年，因为本人所读的初、高中分别是两年制，此后才是三、两制和三、三制），方才“平息风波”。虽然我本人也由“高中生”降为“初中生”，但我丢了芝麻反而捡到了西瓜，真正地学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书本知识，解除了“饥渴”。
1979年夏季，我参加襄阳地区统一中考，按理说，我们这类“半路出家”的“初三生”，没有被淘汰尚属万幸，但我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沐浴公社中学（高中）。当时同学们都很悲观，认为考大学是县办重点高中的“专利”，本来只有办初中资格的公社中学招最后一届高中生，更是与“高考”、“上大学”无缘。有的同学是抱着混文凭的心理来读书的，所以，在毕业前夕襄阳地区组织的高考预考（预选）中，就自动地“落榜”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在家庭异常困难、极端潦倒、特别贫寒、备受奚落的被动情况下，在好心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心同学的帮助支持、鼓励安慰之下，我以极为少量的咸菜（酱菜、盐菜）、酸菜、干菜和食堂木桶里的米汤来充饥，用每学期只回家一次的“苦读”和拼搏来破釜沉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夏季，我又以惟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如果说是“凤毛麟角”的话，一点也不夸大其词，因为当时是“三少”——高等学府少、考生数量少、招录名额少，我“考上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我的“钻挤”精神成为名正言顺、无可辩驳的“乡土教材”。
照理说，圆了大学梦，总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别的同学在等待国家政策松动、对山区降线录取，以便录入综合大学。我却傻乎乎而又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写了“襄阳师专中文科”，依我当时的文科分数389分降线后（383分）读个华中师院中文、历史专业是完全稳操胜券的。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师专，当时一则教师地位高，教书职业很吃香，家乡缺乏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终生奉献教育事业“当蜡烛”也值得；二则生在农村、家里极其寒薄，早点参加工作也好端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儿”（本村人俗称“艺饭碗儿”）。
1984年盛夏，我从卧龙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古隆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国家沿海特区方兴未艾，大批人才正跃跃欲试，已形成“孔雀东南飞”之热潮，内地城市也正值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省城不少单位主动到学校招贤。说来也令人心憾的是，当年我的父亲在卧床不起近两年后病逝，面临即将“散板儿”的特殊家庭，生活的重担象泰山一样压得我喘息焦虑，甚至几次动了援藏的念头（因收入很高），面对前途的抉择，我毅然决定还是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也更为的是便于照顾家庭和亲人……。
10多年来，我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备尝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虽然别人说我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作为一名时代的“幸运者”，却体验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无穷之趣，至今仍乐此不疲，痛痛快快地搏击人生。
1997年10月6日匆笔于水镜庄
（注：本文系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而撰写的有奖征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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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4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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