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新入学大学生越来越少

拯救中国

按理说,国家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农村学生学杂费如今全免了,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了,高中生也实行了困难补助,上大学的人应该越来越多。可实际情况却没朝着人们预想的方向发展,农村大学生数量不增反降,这是为什么呢?

　　硬件设施：城乡差别大

　　过去,农村的学生为了跳出农门,改变自身命运,普遍比较刻苦,成绩好,大学生中农村学生比例较高。

　　但随着时代发展,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在硬件设施的差距越拉越大,城市学校不但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楼的建筑设计先进,而且在教学设备方面也比农村学校先进很多。

　　郴州市二中语文教师刘海波说:“如今农村学生考重点大学比以前更难了。以往的高考试题比较刻板,农村学生只要肯吃苦,下功夫搞题海战术,确实有机会考赢城市学生。但现在的高考方案强调素质教育,题型越来越灵活,对考生的知识面要求也越来越宽,有些考试内容农村学生根本就没接触过,如科技、电脑、证券、旅游等知识,无形中拉大了城乡学生的差距。”

　　师资力量：优秀教师流失严重,师资力量薄弱

　　师资力量薄弱是农村学校的另外一个大问题。

　　湖南郴州区五里牌中学校长邓泉孝说,在目前的教育状况下,当地教师一般按照“长沙→郴州→县城”的人才游走链,优秀教师大多选择留在长沙、郴州这样的城市,其次选择资兴、永兴这样的县城,最后才会选择到农村中小学任教。

　　苏仙区廖王坪学校校长彭国平说:“我校地处107国道旁边,交通比较方便,目前教师队伍老化严重,现有51名教师中就有21人超过了50岁,有的老教师连普通话都讲不好,就不用说教英语(论坛)和电脑了。更让人担心的是农村优秀教师本来就少,还经常被城区学校‘挖墙脚’。好老师走了,学校自然就留不住优秀学生。”

　　投入与收入：读大学成本与工作后收入难以成正比

　　目前,我国一、二本院校的学费在4000-8000元,艺术生、医学类的学费更是达到10000元,再加上日常生活费,每年一个大学生的开支至少在12000元以上。“读大学读穷一个家”,这已成了一些乡亲的理念。

　　眼下,不少农村大学生一方面要努力地找课余兼职的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要拼命地学习,在成绩上想保持与城市大学生仅有的优势。然而,随着人才市场双向选择制度的建立,许多高校出现了疯狂的考证热,一些考证的报名费、补习费、资料费等贵得惊人。就拿我的女儿来说,她目前在重庆读大三,去年考驾驶证,花了3200元;今年准备考研(论坛) ,暑假补习费1100元、资料费500元、交通及生活费2000元,每年林林总总不下20000元。

　　为了今后的就业,更好地回报父母,一些农村大学生不得不承受这昂贵的考试费用,以缩小与城市大学生的差距。高昂的学杂费和生活费,不菲的考证费,放弃兼职工作所受的损失,以及其他的付出形成了农村大学生庞大的教育成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句“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在计划经济时期,考上大中专院校就意味着户籍、工作等问题迎刃而解。如今高校年年扩招,大学变成了平民化教育,从农村出来的学生,在择业上完全靠自己,找到一个好工作的毕竟是少数。堂侄张斌告诉我:“读大学的时候,父母每个月不舍得买一次肉吃,老母鸡生的鸡蛋都要拿到集市上去卖。我想大学毕业后一定要找个好工作,多挣点钱孝敬父母,现在毕业了,不要说找个好工作,就是在城市扎下根来就实属不易。”　
　

本文来自：中南大学委培专业招生网（http://www.newture.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newture.com.cn/News/hyxw/1414.html

拯救中国

重点大学中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再次引起社会关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可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最新一期《南方周末》发问：穷孩子没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

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孩子占高校新生的比例，其实在逐渐提高，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而在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却不断滑落，比如，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就在过去20年间从三成落至一成。

农村孩子上大学机会增多，而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却下降，他们中很多人上的二本、三本和高职高专。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的研究显示，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家庭者，就读“211”院校的比例分别为38%、22%，低于在生源中分布的比例，分别为40%、25%。

笔者注意到，对于重点大学农村生比例下降，舆论给予高度关注，分析其原因，呼吁从教育公平出发，重视这一现象，但是却对农村生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这一现实关注不够。现在舆论讨论农村生离高校越来越远，难以“知识改变命运”，进一步理解，就是当下只有考上名牌大学、重点大学才有改变命运的可能，而考上一般大学，就几乎像没有考上大学一样。其实，就是重点大学提高农村生比例，也无法总体改变农村生会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二本的情况，针对这一现实，如何提高高职高专、三本和二本学校的教育回报率，在眼下可能比关注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更迫切。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我国，读一本重点大学的教育回报率无疑是最高的。首先，这些大学获得国家的投资多，因此学费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人士分析农村学生为何读高职高专，列举理由称高职高专学费低，这显然不了解各校的具体学费情况，可以说，北大、清华的学费标准在全国高校内是最低的，反而一些民办高职高专的学费却很高，这是严重的质量与学费倒挂。

其次，一些民办高职高专、民办独立院校和本科院校，根本没有获得国家任何投资、补贴，也无社会捐赠渠道，办学完全靠学生学费收入，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不少学校严重压缩办学开支，比如放长假，减少学校的实验、实训课，让学生到校外自找实习机会等，学生在校内获得的教育很少，教育呈现“空心化”趋势。

再次，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还十分看重“人才”的学历，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中，甚至包括大学自身在内，对求职者提出三个985的要求，即要求本科、硕士、博士所读学校，都是985高校（985大学因为是在1998年5月提出的，所以称为“985大学”，是与211大学基本同类的全国重点大学）。这种学历要求，就把其他一般学校的毕业生的发展道路堵死了。

这也就是说，家庭相对富裕的城市孩子，用较小的学费投入，上名牌大学，获得更大的教育回报；而家庭贫寒的农村学子，却要用更大的学费开支，上一般学校，得到较低的教育回报。这种严重不公平的局面，伤害的不仅是这批学生，还有农村家庭的教育希望。目前的统计数据，关注的是农村高中毕业生升大学的比例，还没有把初中毕业放弃升高中，以及没有初中毕业就辍学打工的农村孩子计算在内。

分析起来，造成重点大学教育回报率高的主要因素，并非学校本身的教育质量、教育特色，而是一系列的制度，包括教育等级制度（通过各种计划把大学分为985、211、一般本科）、拨款制度以及用人制度。而正是这些制度，使高校之间竞争不平等，造成一般本科、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院校，办学十分困难，由于政府投入少、社会支持不多、用人单位就业歧视，读这些学校，教育回报率显然就要低。

其实，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办教育的职责，不是直接参与办学，而应该为所有学校的发展营造平等的空间。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世界一流大学绝对不是通过计划造就出来的，而是通过学校间的自由、平等竞争发展出来的。要让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必须取消强加给学校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制度，让每所大学能在平等的竞争中，提高对受教育者的回报率。如果政府部门同样给高职高专学校以投资和补贴，这些学校能像国外社区学院、职业学院那样全免费，学业完成之后，学历不被歧视，找到工作回报率并不低，大家会把眼光都对准名校吗？

再进一步看，如果我国能按照高等教育的市场规律，取消造成学校不平等竞争的各种工程、计划：如985工程、211计划，推行高等教育券制度：让每个学校的学生获得同等的教育经费，而不是重点大学多，一般学校少，让教育的行政评价和人才的行政评价全面退出，我国当前的所谓重点大学、名校，能不能还是名校，就很难说。更重要的是，这些学校必然会在市场竞争中，改变自己的办学理念，其中包括生源素质观——在目前，大多名校都看重招生政绩，同时青睐城市生源，认为其阅历丰富、见识多，而如果学校要靠竞争获得地位，大学关注的就将是教育使命和自己的教育声誉，在招生评价中，就会对贫困生、农村生实行加分评价，这也就会增加农村生在学校中的比例。

所以，农村生上大学的问题，背后其实是大学公平竞争的问题，在计划体制、等级教育框架之下，不要说农村生，就是整体教育、大学发展，以及城市学生的大学路都越走越窄，当初的大学独木桥，变为现在的名校独木桥，而名校教育质量的每况愈下，已让一些城市学生选择逃离国内高考和国内高等教育。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如果纠结在农村生和城市生重点大学的比例问题上，将无法走出困境，而只有打破现在的计划体制，消除造成学校不平等发展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促进高校平等竞争，这才是我国教育的出路所在，也是农村生的出路所在。

熊丙奇（上海　学者）

拯救中国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教授调查发现，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8月7日《现代快报》）

阶层固化，悄然成了令人遗憾的趋势。为破迷局，教育尤其高等教育，自然责无旁贷。大学一直是底层学子向上流动的通道。一批又一批农民子弟，藉此奔向希望、获得认同、融入城市。但如今，对部分农村学生而言，名校之梦变得日渐模糊。

渐低的“比例”，不仅表明个体命运转型受挫，更意味着包容的社会心态发生动摇。一个有志于实现城市化、增进全民福祉的地方，居然在不经意间冒犯着底层民众利益。经济跃变的三十年，奇迹不断的三十年，为何会成为农村学子渐遭冷遇的三十年？较之前辈，他们不见得慵懒懈怠，甚至更为勤奋刻苦，却始终难以复制之前的“名校童话”。

是的，一切并非农村学生的过错。而是三十年间，某些教育资源为权势挤占，农村学校逐步沦为罕受关注的角落。这共同造就了农村学生的悲剧。一方面，私立教育强势崛起，并持续吸纳着体制内的诸多优质资源。而鉴于其超高收费，农村学生自然无缘分羹；另一方面，公立教育整合失序，所谓重点高中、超级中学，以其垄断性优势将农村中学远远抛在身后。

久而久之，城市与农村、富家子弟与寒门之后，早已不再位于同一起跑线。竞争一旦失去公平，其中一方注定兴趣寡淡。若既存格局不改，可预期的未来里，农村孩子不仅考分上难以冲击名校，热情与激情也难免消失殆尽。彼时，重点大学矮化为“城市人俱乐部”，一扇阶层流动之门被狠狠钉死。随之而来的是，群体凝聚力消解、社会裂痕推迟弥合。甚至，更直接的恶果是，众多优秀人才无以脱颖而出，某些庸人却掌握着未来。

关注名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便是关注特定社会空间的公平度和开放性。根据人口基数、考虑到寒门子弟上进的蓬勃欲望，清华、北大农村生源不到两成何其诡谲。有些潜在障碍，阻隔了农村学生的深造之路；有不少庸碌之才，藉不公手段“鸠占鹊巢”。在扭曲的规则内，有限的教育机会，未能分配给最合适的学习者。之后，底层个体命运被改写，而真正的人才源头或许会慢慢堵塞、断流，这不能不引起重视。

拯救中国

很少有人会知道，为中国军团获得北京奥运会首金的陈燮霞，父母都是广州番禺农村的农民，当初为了把女儿送到体校训练，陈父四处借钱，举债上万元。陈燮霞夺金之后，中国举重队再次向金牌发起冲击，湖南小将龙清泉最终问鼎冠军，而他的父母比赛前一直在安徽宣城打工……

在中国军团里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许多优秀选手大多出自寒门，在功成名就之前历尽艰辛。他们有的来自农村，有的出身困难的工人家庭，有的小小年纪就外出挣钱，背负起家庭的重担。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特殊的成长经历，让他们拥有常人所缺失的坚韧和毅力。正所谓“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从苦寒来”，艰难困苦的寒门出身并没有击碎他们对生活与梦想的追求，反而成为他们攀越人生高峰的动力源泉。

如果不是获得一块奥运金牌，这些选手们仍然会默默无闻，继续过着艰苦平凡的生活。但冠军不是一天练成的，运动员的训练也许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艰苦、枯燥，是什么让他们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下去？是什么能让他们耐得住寂寞，心无旁骛的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如果我们了解这些出身寒门的运动员点点滴滴的人生历程，也许我们会深深感受到他们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强大动力。

冠军多出自寒门不是中国军团独有的现象，世界体坛也不例外。美国常年称霸篮球和田径两大项目，其中贡献最大的往往都是黑人。除了良好的身体素质之外，美国黑人的寒门出身也是他们称雄运动场的一个主要因素，他们不少出身在贫民区，没有机会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从小受到歧视、历尽坎坷，因此他们把体育作为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这就是为什么NBA和田径赛场上，一个又一个黑人选手能够创造奇迹、光彩照人。

冠军大多出自寒门并非一种巧合。当陈燮霞的父亲为了省下两块钱路费，骑20公里的单车把她送到番禺业余体校时；当龙清泉的父母在外打工他自己则外出捡矿泉水瓶子谋生时；当王鑫的父母摆地摊供他参加跳水训练时，这些辛酸苦涩的记忆早就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冠军的种子。因此，当他们一旦在体育赛事中找到自己的最终归宿，他们超乎常人的坚韧和毅力就让他们势不可挡。竞技体育虽然残酷，但它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公平的舞台，不论国籍、种族、性别或者是出身，唯有强者才能赢得荣誉，这就是奥林匹克精神的魅力。

从寒门子弟到奥运冠军，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为“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而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不会忘记他们在夺冠后的喜极而泣，更不会忘记他们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当我们身处的社会日益浮躁，人们越来越贪图享受不愿意付出时，这些寒门冠军无疑给我们上了最好的一课。

拯救中国

巴尔扎克说：“苦难对于天才是垫脚石，对于强者是一笔财富，对于弱者是万丈深渊。”这话用来评价奥运冠军仿佛有几分恰当。如果留心可以发现，迄今为止，几乎每个奥运冠军在书写传奇的背后，都有一个堪称困窘的家境，而贫困的家境成了他们攀登高峰的动力。
比如，获得女子跳水双人10米跳台冠军的王鑫。

　　据报道，王鑫的家只有24平方米。对于下岗工人家庭来说，王鑫每个月的开销是个不小的包袱，王鑫父母下岗后只能在夜市摆地摊，以供其跳水所需费用。

　　再比如，陈燮霞，出生于广州番禺区大坳村一户普通农家，当年，为省2块钱路费，其父从大坳村骑20公里单车，把女儿送到番禺区体校；为了龙清泉的300元生活费，其父母到安徽宣城打工，懂事的龙清泉从不浪费零花钱；为了筹措训练经费，林跃的父母决然卖掉了祖屋；陈艳青，3年不知西瓜味；而郭文臖，父母早年离异，父亲离家出走，一去杳如黄鹤……正如有心人统计，中国的奥运冠军大部分出自寒门之家。

　　英雄不问出处。东坡先生说，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贫寒之家走出的奥运冠军，愈发令人肃然起敬，也越发让人欣慰。

　　英雄不问出处。无论郭文臖曾经的打工妹经历，还是陈艳青的3年不知西瓜味，乃至冼东妹升任妈妈后，依然勇夺金牌，无不诠释了体育精神的真谛——无论是贵胄还是平民，谁都可以参与，职业无贵贱，参与皆平等。然而，英雄不问出处，英雄的归处却让人牵肠挂肚，那些不能摘金夺银的运动员的归宿，尤其值得追问。当然，许多牛人的归宿，人们已无须担心。比如，体操王子李宁，邓亚萍，包括正在竞选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委员的刘翔……他们的人生轨迹无疑很完满。但是还有一些人的归处并不那么美丽，比如退役后当“搓澡工”的全国举重锦标赛冠军邹春兰，尽管她多次获奖，但没有得过奥运奖牌，一名资深举重教练深有感触地称，现在中国体育看重的是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如果没有这两种金牌，退役后的日子并不一定好过，甚至可能很糟糕……体育不该如此单一，不能因为从事了体育就一无所长，除了体育就再无谋生技能。

　　有论者称，体育于世间的意义远不止金牌，更有“离开体育，同样精彩”的人生。诚然！当我们欣慰于英雄不问出处的同时，能否轻声低问，英雄何以谱写他们的归处？也许有一天，当英雄不问归处和英雄不问出处一样流行时，体育就能实现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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