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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2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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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平这些手握实权的官员,房地产开发商无所不用其极,往往采取“金钱+美色+爱好”的方式向官员展开攻势,投其所好,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官员爱钱就送钱,好色就送美女,如果既不贪财又不好色,就满足其爱好,千方百计寻找人性的弱点。开发商送贿赂非常讲究策略,常常是借逢年过节或干部出国考察、因公出差等时机送钱,为丑恶的权钱交易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为了赢得官员的“好感”,开发商不惜乘飞机“追”着官员送钱。2006年春节,王斌携家人前往深圳游玩,重庆某地产商得知后,专门从上海亲自飞往深圳,并赶在王斌所乘班机落地前等候在机场出口,与王斌会面后直接送上5000美元。2006年下半年,同样是这位开发商,在得知王斌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的消息后,立即前往其下榻的酒店奉上10万元人民币。
梁晓琦喜欢打高尔夫球,经常飞到全国各地的顶级高尔夫球场打球。2006年重庆一开发商便投其所好,不仅送上18万元,还送给其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名誉会员卡一张,任其免费消费。开发商如此“懂事”,官员自然投桃报李。开发商的高尔夫球场项目要增加居住用地、增加商业设施用地等诸多事项,在梁晓琦的关照下,一路“绿灯”。
钱权交易贯穿房地产开发全过程
在这一系列“窝案”中,钱权交易贯穿于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征地拆迁、土地出让、缴纳土地出让金、调整用地性质、规划审批、项目选址、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每一个环节都充斥着官**结。开发商与官员的钱权交易在“土地出让”和“调整规划”两个大项上最为突出,特别是集中表现在“调整容积率”、“调整土地”上,官员利用职权为开发商牟取了惊人的暴利。
“容积率”是指建筑区划内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容积率越高,可供其销售的面积就越多,获利也越大,但是购房者的居住环境就越差。以一块占地1万平方米的土地来计算,假使容积率是3,意味着可建3万平方米,如果把容积率提高到3.5,则可建3.5万平方米。如果以6000元/平方米的价格出售,可以多得3000万元。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告诉记者,“容积率”在开发商眼中简直就是“点石成金”的“魔术棒”,哪怕是能提高0.5个百分点,每个开发商都会不惜血本地“公关”。
在王政、郑维、陈明的“窝案”中,他们正是利用手中职权,为开发商调高“容积率”牟取暴利。2003年7月,一名开发商找到王政,希望提高楼盘容积率。王政于是给“好兄弟”——时任重庆市规划局用地处处长的陈明打招呼。随后,他又在开发商递交的申请提高容积率的报告上签署“请给予大力支持”的意见。虽然按照相关规定,该公司开发的项目容积率不能超过5。但最终规划部门还是将该公司项目的容积率调整到不大于7。通过增大容积率,开发商的利润一下就增
加了1000多万元。开发商为“感谢”王政,送他100余万元。
蒋勇与梁晓琦更是精于此道,在他们所收受的贿赂中,大多与调整容积率有关。从2003年到2007年4月,梁晓琦接受重庆某地产商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该地产商开发的楼盘容积率上调至3.95。为此,梁晓琦分8次“进账”225万元人民币,美元6万元。
搞房地产先要拿地,土地出让是房地产开发的第一个环节,拿地的价格直接关系到房地产开发的成本。身为重庆市国土局副局长的王斌采取的正是“以地生财”:利用手中掌握土地征用、土地出让、耕地保护及土地规划等审批管理权力,在土地环节进行权钱交易。他的主要手段是帮助开发商获取土地使用权、减免土地出让金、办理征地审批手续、办理房屋产权,等等。2005年,某开发商看上重庆沙坪坝区一块土地,为了低价拿地,经过王斌的运作,违规降低了该块土地的土地出让金标准,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政府少收入了1.7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为此,王斌收到开发商人民币10万元、3万美元的“感谢费”。
除土地主管部门的领导外,地方政府的负责人也对土地有较大的调控权。黄云的受贿记录中,也有“以地生财”的“大手笔”。2004年至2006年,黄云利用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区长的职务之便,为某开发商在控规调整、征地拆迁、土地补偿等方面提供帮助,并因此收到开发商3万美元的“酬劳”。
“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
重庆市政协常委邱道持“退居二线”之前,曾经与被指控受贿170多万元的王斌,一同在重庆市国土房管局担任副局长。他说,没有外部的监督,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再完善也不起作用,权力一样不受制约。
他告诉记者,王斌出事前,在局里被认为是“很讲制度”的领导,而且为人“低调”,一般不参与任何应酬。手握实权的王斌很重视制度建设,在其分管领域制定了很多制度。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当开会研究土地出让问题时,他都要求同步录音,说是防止有人为开发商说好话,表现得非常“坚持原则”。因此,当听说王斌“落马”时,邱道持感到十分意外,他说,这说明“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所谓的制度建设往往是为了自己能“钻空子”。
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些干部指出,过去干部一出问题,大家都认为是“制度建设没跟上”,但现在看来,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权力监督问题。在查处8名厅级干部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多次到相关职能部门走访调查,发现其各种规章制度相当完善,程序设计也很严格。这些干部为开发商谋取利益的过程,从表面上看都是“依法办事”,操作流程也完全合法,如调整规划,均由开发企业向基层的规划部门提出,基层再向市局规划部门呈报,市局通过会议形式,集体研究决定。“但是,在事前,开发商和官员早就私下达成了交易,缺乏监督的权力运行即使程序再完善,也是走形式而已。”一名熟知案情的人士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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