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和母亲

一脸褶子

我母亲姓陈，字春生，生于1905年2月13日，卒于1977年12月30日。享年73岁。回顾母亲的一生，确实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物，可在我的心目中，在我永恒的记忆里，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母亲的伟大不是表现在她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有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表现在她对于家人、对于子女的无私奉献，和对于别人的同情和宽容。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父亲在邵阳帮工，工资微薄；两个哥哥都是十二三岁就出外学徒。大哥在那遥远的安江学石印，沉重的石板，使得大哥摇起来非常吃力，据我的一个房亲叔叔说，他几次昏倒在石印机旁。母亲听说，心里像刀扎一样难受，常常一想起大哥就要流泪。二哥在家乡附近的小镇上的一家银器店学徒，双手经常泡在盐酸水里，裂开了很多口子，鲜血直流。有一次，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二哥偷偷地跑回了家，一进门就扑在母亲的怀里，哭着喊道：“妈妈，我死也不去了。”母亲看到二哥回来，先是一愣，嘴巴张了一下，没有做声，然后看到了二哥那鲜血淋漓的双手，母亲的心一阵紧缩，一下昏倒在地。我们知道母亲的心痛病又复发了。于是我和二哥将母亲抬到床上。我在母亲的枕头下翻出了药方，二哥就飞一样跑向附近的药店去拣药了。这个药方曾经多次治好过母亲的心痛病，可这次连服了三剂没有好转。母亲有时清醒，有时昏迷。清醒时额上青筋直暴，豆大的汗珠从面颊上淌下，她用手按住胸口，在床上直滚；昏迷时脸色惨白，好像死人一样。怎么办呢？父亲在邵阳，大哥在安江，母亲身边最大的人也只有一个带养的十四岁的姐姐，此外就是二哥和我，还有一个比我更小的弟弟。我们四个孩子真是束手无策。还是二哥有主张，决定到邵阳去叫父亲回来。一百三十多里路程，如果坐汽车，只要两三个小时，但那是有钱人的享受。于是二哥说走就走，经过一天的奔波，终于到了邵阳，把父亲请了回来。但此时母亲已清醒过来，显然她经过与死神搏斗，获得了胜利。虽然母亲的病情有所减轻，父亲还是要她去邵阳检查，母亲却坚决拒绝了。她对于自己的病并不在意，而对于二哥的遭遇却很痛心，她再三说服父亲同意二哥回家，不再去学徒了。她说：“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蔬菜杂粮种好，不能让孩子再去受罪了。”二哥没有去银器店了，不久老板派人到我们家里，说是我们违反了约定，硬是索去了五斗米作为补偿。从此二哥又同我一起在小学读书了，我读二年级，二哥读五年级。但二哥一边读书，一边还找事做：每天放学后和星期日，他和邻居家较大的孩子去给修公路的捶沙子，赚几个钱补助家用。但只读得一年，父亲又叫他到邵阳的一家粮食店学徒去了。名义上学徒，实际上是打杂，干苦力。自此母亲每天都要为大哥二哥担心，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眼泪就一直没有干过。

我们家里虽然很穷，但我们的邻居比我们更穷。有一个远房的三奶奶，她虽然有四个儿子，但都是卖苦力的，家里人口又多，常常是三天两天没有饭吃，这个三奶奶六十多岁了，实在熬不住了，就到我们家里来，母亲看到她那瘦骨伶仃的样子，心里很难受，因此她情愿自己不吃饭也要装一碗饭给三奶奶吃。三奶奶在我们家吃的饭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次。总之是隔不了几天，就要到我们家里来，于是我母亲就省下自己的饭给她吃。不过三奶奶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她看待我们就像她自己的亲孙子一样。除了三奶奶，我们对门的友伯娘，家里也很穷，母亲也常常周济她；至于人家向我母亲临时借几升米，借几块钱，我母亲是从来不记账的，人家送来了就接住，没有送来就从不去讨。当然邻居们也知道我们家并不富裕，也是过的蔬菜半年粮的生活，因此一般说来他们都会想方设法还来的，对于那些实在太困难的人家，母亲就主动提出送给他们，要他们不要记在心上。

据母亲说，在我们四兄弟中，只有二哥最活泼，也最淘气。有一次不知怎么，和邻居的一个女孩吵起来，这女孩比我二哥大概小一岁吧，她哭起来，说是二哥欺负了她，她的父亲是个锯匠，按辈份，我们叫他月伯。这月伯既溺爱自己的女儿，又不大讲理，他见他女儿哭了，就走去一把抓着我二哥拖到我母亲身边来，要我母亲教训他。我二哥害怕，就不肯来，他就霸蛮拖，把我二哥的胳膊都抓红了。我母亲知道这回事，就说：“他月伯，你消消气吧，你不看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吗？他不敢来你就拖，要是扭断了胳膊谁负责？”此时月伯的妻子月伯娘就赶紧走过来骂月伯，说他几十岁了不懂事；她把她男人轰回去了，然后向我母亲道歉。我母亲说：“我孩子欺负了你女儿，我是要管，教训教训他是应该的。”就这样，我母亲和月伯娘仍然一如既往，彼此关系很好，并没有什么隔阂。有一次月伯娘家里揭不开锅了，月伯娘有意叫月伯到我家里来借米。月伯先是犹豫，后来还是来了，我母亲立即打了两升米给他。他感到不好意思，就说：“那一次，我对不起……”我母亲赶紧打断了他的话：“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邻居们都说我母亲品格高尚，不计个人宿怨，这样的人谁不敬她？有的人还说我母亲胸怀宽广，比宰相的肚量还要大。

实在说，我母亲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她与父亲感情一直很好，五十多年夫妻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我们四兄弟也还比较争气。不幸的是，母亲曾经生过三个女孩，前两个生下不久就死了，对于母亲还算不了太大的打击；但最后一个小妹妹，长到两岁了，天真活泼，可爱极了，母亲把她看成了心肝宝贝，但是一场霍乱病夺去了她的生命。这一次对母亲的打击真是太大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她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连一个女儿都招不了。”每当母亲哭我妹妹，我和弟弟也要陪着哭一阵，因为妹妹实在太可爱了。我父亲给她取名良玉，对于我们全家来说，她真是无价的美玉；可惜的是她夭折得太早了，叫我们怎么能不悲痛？我们的一个远房亲戚知道我母亲为失去爱女而伤心痛苦的情况后，就将他的女儿送给我母亲作养女，也就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姐姐。长大后由于与大哥感情比较好，就成了我们的大嫂。

我常常想，我母亲哪里有那么多的眼泪？先是为我大哥二哥学徒的艰难处境流眼泪，后来又为失去我妹妹良玉流眼泪，再后来又为我的病弱的身体流眼泪。我在师范读书的时候，由于只晓得死读书，午睡也在读书，却不锻炼身体，因此在读书时就得了病。母亲知道我有病就常常为我担心。在我毕业分配工作后，组织上要我回家休养，母亲就陪我去医院看病，为我煎药。母亲对自己非常刻薄，在城里十五年从未进过戏院，从未上过餐馆，总是省吃俭用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为了我的病，母亲就经常为我买一些好吃的或营养品来滋补我的身体，在这一点上她是并不吝啬的。我在家里养了一年半的病，母亲就服侍了我一年半，经常为我煎药，督促我吃药，虽然当着我的面总是安慰我，叫我开心些；但当我不在身边时，她就一个人默默地流眼泪。有好几次我在外面回来，看到母亲一边做事一边流眼泪，我知道她是为我的病担心、伤心。所有的母亲，大抵特别关心弱势的孩子。在我们四兄弟中，我的身体确实是个弱势，因此我的母亲虽说对我们四兄弟都很关心，而对我却关心得更多，更多。我暗暗地下定决心，我要尽快养好自己的身体，尽快走上工作岗位，对我亲爱的母亲作出回报。

尽管我心里确实想过，要对母亲作出回报，要使母亲晚年生活得好，但是我并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母亲的晚年正值“史无前例”的时期，我父亲因为一点历史问题而被遣回农村。为了不使父亲孤单，母亲毅然下乡，老俩口相依为命。当时我认为，我父亲的问题早就由组织上做了结论，属于一般历史问题，他们这样做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于是我到省里上访，得到省里的批示“应予复职”，但单位并不执行，反而迁怒于我，配合学校迫害我，送我到农村劳动改造，以后又被解除了公职。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小家庭尚且生活维艰，对于母亲也就接济得很少。而母亲当时正患肺病，根本无钱医治，每天被病魔折磨，与死神搏斗，在精力耗尽时默然死去。现在距母亲去世已经二十七年了，我却至今感到愧疚：母亲为我们操劳了一生，养育我们，关心我们，担心我们，为我们伤心流泪。我们给了她什么回报呢？没有，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悔恨和内疚。特别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我就经常忆起我的母亲，母亲的形象时时在我的眼前浮现出来。但是我总是看到母亲的一双泪眼，总是看到她在流眼泪……。

我的母亲本来出身于一个殷实之家、书香门第；而我的父亲只是个穷店员。但我的外祖父却看上了他聪明好学，不是一个久居人下之人，因此情愿将女儿嫁给他。我的母亲却毫无怨言，默默地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及养育子女的责任，而且还要亲自参加旱土里的劳动，以维持一家人半饥半饱的生活。母亲没有读多少书，她全凭记忆能背诵几十首古典诗词和一些简短的文章，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教我们学习诗文，学习礼仪，使我们终生受益。

为了纪念我的母亲，我曾经写过如下的一段话：

母亲陈氏，书香后裔，与父伉俪，贫不丧志。夫妻恩爱，情深似海：半百春秋，生死相依。相夫教子，修习礼仪，蔬食布衣，周急济贫。宽待他人，与世无争，邻里称誉，有口皆碑。品格独立，胸怀宽广，高山仰止，浩瀚汪洋。

这些话怎能表达出我对于母亲的永恒的纪念和真心的感激？二十七年来，我时常梦到我的母亲，但总是看到她在流眼泪，有时候竟使我在梦中哭醒过来。但我静下来想，我的母亲一定像生前一样，为我们的成长而高兴，也为我们一时的挫折而伤心。不管高兴也罢，伤心也罢，母亲都在流眼泪。母亲的眼泪，是为我们一家人默默奉献的心血，是养育儿女的乳汁，是滋润儿女心田的雨露……于是我又看到了母亲那泪流满面的形象，她激发我勇攀学术的高峰，奋发向上的精神。



二、父亲的佚事



人们普遍认为母亲是慈爱的，父亲却是严厉的，因此有严父慈母的说法。但在我的心目中，在我永恒的记忆里，我的母亲是慈爱的，我的父亲也是慈爱的；因此我要说，是慈母，也是慈父。我父亲系桥头李氏二十五世白鹏公，字襄卿，号星章，生于1908年6月6日，卒于1994年11月19日8点7分。享年87岁。回忆我的父亲，解放前他是一个店员，但在我来到人世不久，我的父亲失业了，他就在家里学着做一些农活。由于他古文底子比较好，后来就在乡下教私熟，他教的学生在我们家乡少说也有近百人。这些人在乡下都是一些比较出名的人物。有好些人解放后当了区、乡或村里的干部，也有的外出工作，当了国家企业的职工和国家机关的干部。他教书的时候，我太小了，什么也不懂，也不记得，我现在了解到的有关他的一鳞半爪的事情都是他的学生们后来告诉我的。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没有来上课，这个学生平常是比较调皮的。于是我父亲对来校的学生布置了一些作业，并嘱咐一个比较大的听话的学生进行管理，他就到那个学生家里去了。原来那个学生早上起来后为了一些小事，他的父亲骂了他，他回了嘴，他父亲就拿着棍子要打他，他就赶紧逃，由于他父亲追得紧，他一下就跳进了屋面前的一口大塘，他父亲只能干着急。他父亲威胁他，他就沉到水里去，半天不出来。这样他的父亲也着急了，他的母亲就骂他的父亲，甚至哭天喊地，使得左邻右舍都出来了，有些好心的人就对着水塘喊，要他出来，那个学生时而探出头来，时而汆了进去，根本没有上来的意向。正在他们万分着急的时候，我父亲赶到了，他的母亲就向我父亲哭诉。我父亲就大声喊他的名字，学生立即浮出了水面，他见先生来了，就再也不搞恶作剧了，赶紧爬了上来，并向先生敬了一个礼，就去换衣服去了。为什么这么调皮的学生见了我父亲却服服帖帖？他的父母是一个谜，左邻右舍也是一个谜。原来这个学生年纪并不大，却喜欢搞恶作剧。有一次他捉了一条蛇放到一个同学的位子上，这个同学本来正在专心读书，突然看到这条蛇吃了一惊，大喊大叫起来，脸色都变白了。我父亲就抱着那个同学，哄着他，安慰他，使他的情绪渐渐地稳定下来了。我父亲对那恶作剧的学生吼了一句：“看我不收拾你！”那个学生再也不敢乱动，心里诚惶诚恐。到放学的时候其他的学生都走了，那个学生自觉没趣，当然不敢走，他正在担心，不知先生到底怎么处置他！我父亲看了他一眼：“你怎么还不走？”那个学生突然哭了起来：“先生，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这样了！”我父亲就说：“你知道错了就好，我知道你很勇敢，你不怕蛇，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不怕，何况是人家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候，突然看到蛇怎么会不怕呢？你这样做不仅吓了他，使他精神上受了刺激，而且影响了学堂的纪律，你知道吗？”在我父亲的教导下，他终于认识了错误，第二天向那个被吓的同学道了歉，得到了同学的谅解。从此那个学生在班上再也没搞恶作剧了。但要他规规矩矩不吵不闹还是并不容易的，因此我父亲也就少不了要对他进行个别的教育。我父亲并没有骂过他，更没有打过他。但他见了我父亲却很敬畏，因此这一次当他在塘里对他父母的喊叫根本不予理睬的情况下，一见我父亲，就立即上来换了衣服，跟着我父亲到学堂去了。

我父亲不仅教学生读诗书，还教他们打算盘，因为我父亲想到这些学生一般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送他们读书的目的是想叫孩子们学一点谋生的本事。有的学生接受能力很强，一位数的乘除法一学就会，父亲就教他们比较复杂的计算，又教他们记账，后来确实有的学生当了商店或工厂的会计，也有的学生自己开了店子，或者开了诊所。其中我的一个房亲哥哥名叫荣康，我们叫他康哥，他跟我父亲读了几年书，古文水平很不错，对中医药书籍一看就懂，他就刻苦钻研中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有名气的医师了。特别是对一些疑难杂症可说是药到病除。说来也怪，有的病人先后在一些大医院治不好，一到康哥手里几副药就治好了，于是一人传十，十人传百，方圆几十里地的人都到他这里来看病；现在不仅是本县的病人，甚至还有外地区外省的病人都来找他，因此他已经进入小康之家了。现在康哥已经七十八岁了，身体还很好。最可贵的是他并不忘本，他曾经对我说：“我就是跟你父亲读了几年书，要不是你父亲教我读了古书，那些古医药书我怎么看得懂？”我从乡亲们口中得知，康哥不仅是医疗水平高，而且祭文也写得好，又会看风水，又会看气象。因此康哥也很骄傲，一般人他是不会看在眼上的。他曾经对人说：“我一生只佩服一个人，就是我的先生！”

我记得两三岁的时候，在放学以后，我的父亲就要去旱土里干活，有时是挖土，有时是播种，有时是栽菜秧。他去土里干活的时候总是带我去，他一边干活一边教我讲话，或者给我讲故事；有时也背几首古典诗词要我记住。由于听父亲背得多了，我也渐渐地记得一些简短的诗词了。父亲失业在家的时候土里的活是不要我母亲去做的，因为其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弟弟；母亲的家务事也是很多的。到我五岁的时候我父亲又到邵阳帮工去了，于是土里的活就全是我母亲做了。

解放以后，我父亲在邵阳市当了绸布业工会主席，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他们的店子改为电机织布厂后，他当厂里的工会主席。厂里招收学徒，他要我二哥和我都到厂里去学徒；另外还要我的两个表哥一起去。但后来一个也没有去：当时银行招收干部，我二哥考上了，就到银行上班去了；我姑妈的儿子原本想去，但后来学做皮鞋去了；我二舅的儿子，却因为我二舅看不清机械化工业发展的前途，总想要他学门手艺，就没有去；而我呢？我只想读书，就不想去，我母亲和我大哥也支持我的想法，也不让我去学徒。介绍四个人却一个也没有去，我父亲有点着急，几乎是隔一两天就来一封信要我去催我二舅的儿子，我也是隔一两天就要到我二舅家里去，但我二舅就是要我表哥在家当农民，如果有机会学手艺就学手艺，学机械化，失业了怎么办？以后我表哥就是在家里当农民，再也没有机会出去了，因此一直怨我二舅，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以后我和表哥一会面，就要谈及这件事，他心里很感激我父亲的照顾，却怨我二舅目光短浅，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光明，以致使他一辈子呆在农村。

我父亲对新生事物接受很快，对于自己的学习也抓得很紧，解放初邵阳市办起了干部文化学校，他立即参加了数学班的学习。他的文学底子好，珠算是非常熟练的，但他年青时没有学过数学，因此他在干校专门学数学，代数、几何都学，而且进步很快。事实上他学习数学，对于他后来从事成本核算的工作还是起了作用的。解放后他心情很愉快，他当工会主席的时候经常领着大家唱歌，他最爱唱的歌是《东方红》。我在师范读书的时候他还写过信给我要我学会唱歌，他说在旧社会太穷苦了，哪有心思唱歌？有时哼几句山歌解愁，别人就要说是叫化子穷快活。现在是新社会一切都是新的，现在一唱起歌来，觉得心里舒服极了。因此他嘱咐我，除了学好功课，还应该学会唱歌，学会画画，要培养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多方面的兴趣。可惜的是我那时候没有好好地听进去，没有按照父亲的教导去做，只知道读死书，以致不会唱歌也不会画画，更为严重的是还不会讲普通话，这真使我遗憾终生。

我父亲在厂里是搞成本核算，他对于厂里整个的生产流程都很了解，心又细，因此工作很出色，多次被评为厂里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但由于我父亲有一点历史问题，虽说在审干时做了结论，属一般历史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厂里要我父亲退到二线，当时所谓二线，就是做体力劳动，做一些民工所做的事。他去了二线，别的人搞成本核算，由于不熟悉生产流程，就只能盲目计算，纺织品公司认为算得不合理，就不收，使得仓库里产品堆积，资金不能周转，影响了计划的完成，甚至影响了发工资。厂领导只好要我父亲再回来核算成本。我父亲于是深入车间班组，经过周密的核算，重新造了成本核算表上报纺织品公司，公司审查以后就将仓库里的货全要去了。厂领导感到奇怪，原来算的成本要低，我父亲算的要高，原来不收，现在却全收去了，什么原因呢？公司的答复是，原来的算得不合理，现在的虽然算得高了，但算得合理。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父亲确实是邵阳市有名的成本会计，他得的奖状是太多了。可悲的是“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一切都被否定了，我父亲却因为历史问题被遣送农村，甚至株连到我全家，使我们兄弟都受了迫害。

我父亲对于我们兄弟都很关爱，我大哥只有五岁就在父亲身边读书，一连读了五年，大哥接受能力很强，五年的时间“四书”、“五经”都读完了，还读了很多的古文诗词，并能够用文言写作，也能够用白话写作。我大哥只有十三岁就出外学徒，他开头在永丰镇的绸布店学徒，后来却到安江学石印，干摇机子的粗活，后来学制版，是得益于我父亲教他的文化底子的。解放以后，我大哥当了国家干部，在机关里写材料他是一把好手。我大哥也像父亲一样爱好学习，在干部文化学校学到大专毕业，以后成为了统计方面的专家。每当我们兄弟会面时，我们都要称赞他的成就，他就说如果没有父亲的教导，那是不可想象的。我二哥是银行的业务骨干，他的珠算水平，他的会计业务能力，难道不是得益于父亲的遗传？至于我在学生时代就很爱好文学，并写出了一些被老师称赞的作品，我想也是由于有我父亲的遗传基因。在我评了副教授以后连续写了几本专著，在我写作过程中，我父亲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草稿写成后又是我父亲为我誊正。我父亲的字写得很漂亮，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品，现在看起来总觉得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有时候我总是想我的字要是写得有我父亲的那么好，那该多好！我弟弟最小，当然更受到我父亲的宠爱。他在小学毕业的时候被一个同学恶作剧，摔伤了腿，我父亲就到处为他找医师，经过半年的治疗，终于使他身体复原，又走进学校了，并顺利地读到大学毕业。现在我弟弟是一个很有名望的数学教授，在国家级刊物和外国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数学论文，有多篇被SCI和 EI收录，这一切成就当然离不开我父亲的教导。一句话，我父亲对我四兄弟都很关切，对我弟弟尤其宠爱；因为他最小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当我在师范毕业回家休养时，我父亲就对我特别关爱，甚至超过了对我弟弟的关爱。而且从那以后，一直到我父亲去世之前，都是特别关爱我。我在师范毕业时患了一场大病，学校分配工作的时候，师范的领导出于好心，要送我们的老师向县教育科介绍情况，在分配工作的时候给予适当的照顾；然而却适得其反，县教育科却想甩包袱，名义上照顾我的身体，要我回家休养，实际上却只打发一个月工资就了事了。我在家里休养了一年半，一切开支都落在我父母身上。但我的父母毫无怨言。那时候可能是我病得久了，元气亏损，我非常胆小，一点风吹草动都要大吃一惊。我父亲知道这个情况后，他在厂里下班回家，进门时总是轻手轻脚的，并且总要先轻轻地呼唤我，免得我担惊受怕。我每次出外父亲总是送我上车；我从外面回来，父亲也要到车站接我，我的行李总是父亲挑着；我感到害羞，心想我这么大的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还要父亲挑行李，真正不该呀！父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安慰我，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做父亲的有义务保护你。你身体好了，今后有的是报答的机会。”我在小学教书时，父亲亲自来看过我，并给我送来葡萄糖、牛奶粉及阿胶、鹿胶等补品，真正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父亲拥有多方面的才能，不仅会写文章，尤其会写祭文，听人说，我们有个房亲死了，他有很多亲友，都要主祭，都要我父亲写祭文，我父亲一个晚上写了七十多篇祭文，而且每篇都不雷同。有时候临时来了亲友，要立即祭祀，我父亲就给他司仪，手里拿一张白纸，口里念着祭文。只要稍微有一点文化的人都听得清楚，都很佩服。对于这一点我虽然是个中文教授也自愧不如。至今我的乡亲们都讲：“先生到底是先生，他做的祭文谁也没有谈手，你根本不能找到什么岔子。”乡亲们一直是以先生称呼我父亲的。我的房亲兄弟也公然对我们讲：“不怕得罪你们，你们虽然是教授，但在古文方面，你们是比不上你们父亲的。这方圆几十里谁不知道先生！现在先生去了，我们这里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了。”除了文化方面，我父亲还会做许多的手工劳动，比如木匠、砌匠、锯匠等活，他都能帮上手，他做的桌子、椅子，不会比木匠做的差；他砌的墙也像泥工砌的一样；他还会缝补衣服，会预测天气；也会搞娱乐活动，他还写了一本《麻将新法一百种》，收集了他自己设计的麻将的花样打法；他还写了一本专门研究《周易》的著作：《增删卜易》。他这本书虽然是讲占卜的，但并不是迷信，而是对于《易经》的研究，对于未来的预测，当然也有某种娱乐的性质。

我的父亲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是无微不至的，特别是在他的晚年，他见我家境窘迫，他就总是在经济上关照我，先是将我的二女儿带在身边，以减轻我的负担；后来就想专住在我家里，他有退休工资和我们一起用。特别是在我二哥去世后，他本来住在大哥家里，因为大哥大嫂都同机关里的人一起搞活动去了，他一个人关在家里很孤单，就很想到我家里来，据说每天下午都到大哥机关门前的马路上看我的长女国平在不在马路上经过。后来我和爱人决定接父亲来我家里长住，当国平去接他时，他是何等的高兴啊，至今我的女儿一谈起这件事就激动不已。我的三个女儿都很敬爱我的父亲，我的长女说：“我的爷爷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通情达理！”她甚至多次对我讲，要我学习她爷爷，要我像她爷爷一样乐观，一样保持旺盛的精力。我的父亲活到八十七岁，直到去世的前一天下午，他还几乎走遍了整个校园，晚上还打了扑克。当天早上他自己起床，洗嗽完毕后，本来要吃早餐了，他才感到有点不舒服，想上床躺一下。我家来了个亲戚同他睡一张床，他上床后，亲戚觉得他神色不对，就告诉我和我爱人，我立即去请医师，不巧的是校医不在家，我回家来准备送他去医院，但突然父亲脸色变了，一下就落了气，从发病到停止呼吸只有二十二分钟。我的父亲死得太突然了，他一句嘱咐的话也没有讲，我们一直感到遗憾。但也有的人讲，我们对他很孝顺，他很满足，所以去得快，没有必要讲什么。坦白地讲，我很爱我的父亲，但我还够不上孝子，当然也不是忤逆子；可是我的爱人却实在可以算得上一个有孝心的好媳妇。我的父亲在晚年只想住到我家里，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他对我的爱人很满意，我爱人对他的照顾胜过了对她的亲生母亲。由于我的爱人有孝心，我的三个女儿也很尊敬和关心她们的爷爷。但那几年我父亲并不专住我家里，而是在我们四兄弟家轮住；幸而最后住在我家，是在我家离开人世的，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其实没有专住我家，并不是我们不愿意，而是我的哥哥弟弟们要求父亲轮住，如果专住我家，他们就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怕人家讲闲话，这一点我父亲也能理解，所以尽管心里想专住我家，但我们兄弟要他轮住时他也不提出异议，由此可见，我父亲是多么的善解人意。

我父亲去世后，我曾经写过一段纪念的话：

吁嗟父亲，天资聪颖，儒学经典，熟记于心。为国效力，尽忠职守，无私无畏，任怨任劳。天降横祸，蒙冤受屈，修身养性，独善其身。平反昭雪，雨过天晴。研究学术，撰写专著。学通两极，德齐五岳，恩泽六亲，并及九族。祝愿父亲，与母偕亲，天长地久，永无尽期。

这就是我对我的父亲的祝愿，希望我的父亲与我的母亲的在天之灵能够像生前一样相亲相爱，亿万年朝夕共处，亿万年比翼齐飞，像天地一样长久，像日月一样光照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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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我的婆婆了~

敲边鼓

真情实感，作者下了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