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庐县县治考

晶雍

史载，秦始皇灭六国之后，在卢戎国故地设置伊庐县，西汉改伊庐县为中庐县，东汉袭之，在已知记载中中庐县县域在这段时间没有变化。西晋晋武帝破吴后，割临沮县北乡，中庐县南乡设上黄县，也就是西晋时中庐县县域有变，但没有明确记录治所有变。后来中庐县几经取消和重建，县治也有所变化。最后一次县治迁建是在唐高宗时期，一直延续到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035年），中庐县合并于南漳县。中庐县县治废弃。合并后的南漳县县治从现今的临沮岗迁到现今的南漳县城关。考虑到唐朝以后，地方志已经比较完备（高宗的哥哥魏王李泰组织人编写《括地志》），所以唐朝以后的事史籍记载应该比较准确。

现在一般主流认为，中庐县县治一直位于现今南漳县九集镇旧县铺村。这不仅有“旧县”这个地名，还有在农田基本改造中挖出的石条为据。但南漳县考古队在旧县铺周边山岗上试探表明，旧县铺周边的古墓基本上都是唐宋风格。结合到史料，我们可以断定：现今的旧县铺村应该是唐宋时期的中庐县城。东晋至唐高宗时期，国家战乱，中庐县建制很长一段时间废弃，所以这段时间中庐县县治留下的遗迹不会太明显，也不太重要，可以先不考虑。那么两汉时期的中庐县城又在哪里呢？

首先是文献资料线索：1、现今南漳县东北部是古代中庐县域的一部分无疑；

2、中庐县县治离襄阳城不远；襄阳从建城到现在基本没有挪过地方这被文献资料和考古探掘所证实。刘表把荆州治所迁到襄阳后利用了中庐县的名门望族。可以推断现今襄城区的部分地区也有可能属于故中庐县县域。

3、北魏时期郦道元离西晋时期只有两百多年，他虽然没有到过现今襄阳一带，但是他担任过东荆州刺史三年，东荆州治所在现今河南驻马店市泌阳县，此地到襄阳或者故中庐县城直线距离只有两百多华里，作为知名地理学家他应该有方法和能力准确知道故中庐县的具体方位（北魏时中庐县被废，中庐故地属于南梁地盘）；还有郦道元参考了早于他一百多年襄阳本地学者习凿齿的著作《襄阳耆旧记》（习凿齿应该清楚中庐县）。郦道元在《水经注》作以下记载：（汉水）  又东过中庐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县即《春秋》庐戎之国也。县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穴出马，谓之马穴山。汉时有数百匹马出其中，马形小似巴滇马。三国时，陆逊攻襄阳，于此穴又得马数十匹，送建业，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识其马毛色，云：其父所乘马，对之流涕。其水东流一百四十里，迳城南，名曰浴马港。言初得此马，洗之于此，因以名之。

从文中可以看出：a、中庐县城离汉水不远；b、维水流经城南；c、维水源头离县城一百四十里（那时一里没有现在一华里长）。问题是现今襄阳这片区域没有一条河流叫维水；另外现今蜀地离南漳很远，房县（古时房陵县演变而来）也与襄阳、南漳不搭界。所以给许多人错乱，到如今没有形成有说服力的结论。

其实在汉晋时汉中郡归四川管辖，而且房陵县归汉中郡管。现今保康地域一部分归房陵县管，属于蜀地，一部分属于南郡管辖。中庐县西部与房陵县接壤就很好理解了。

现今南漳东北部有一条河叫渭水，发源于南漳县七里山，渭水长度大约一百来华里，最有可能的是此渭水系古维水之误，这一点已经被学界普遍认同。也就是说寻找汉中庐县故城必须到现今渭水下游找。这样也排除了汉代中庐县县治“旧县铺”说，旧县铺位于渭水支流石河旁边，离入汉水口还有几十里。

顺着以上思路，我们把目标锁定现今襄城区欧庙镇的邹家湾古遗址。

邹家湾古遗址紧邻渭水河北岸，襄阳市著名考古专家叶植说：“邹家湾遗址约500米见方，新中国成立以来修建铁路和本村改、扩、建已对其造成严重破坏。幸其东南部仍部分保留有较为完整的遗址和汉代墓葬，有春秋中后期至汉代的地层，遗物丰富，制造精制的战国和两汉的两种筒瓦和板瓦，汉代的花纹砖，表明当时遗址上曾长久建有高规格的人工建筑。最近又于遗址西北1.5公里的卸甲山（上世纪50年代初的地图称为谢家山，不知熟是？）发现一处大型春秋中后期至汉代的大型墓地，出土了一座富有地方特色，主体风格却更接近于山东地区的青铜器墓，时代为春秋中期后段。这无疑是我市一处重要的春秋至东汉时的较大型遗址。。。。。。。。。。，单从文献记载而言，邹家湾遗址春秋早期或属古庐戎国的辖地，中后期至战国时代当为楚国的一个重要的聚落或城邑，两汉当属汉中庐或邔县的辖域，余无可确问。”

作为严谨的考古学者，叶先生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可能武断地下结论确认这就是古籍记载中的哪座城池，但我们从叶先生所描述的考古材料仍可以做一下合理推断：

1、一般认为，卢戎出自西戎羌人，他们跟随姜子牙征战，一部分留在现今山东，一部分辗转来到现今襄阳一带。（钱穆先生认为，戎华之别不是人种上的区别，只是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礼仪上的区别。一般华族人定居，以农业耕作为主，贵族住在城里；戎族以放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国君没有固定城池。）既然卸甲山上出土有山东风格的青铜器，这一定不是偶然，说明卸甲山附近是卢戎国重要场所。

2、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是哪一年楚国灭掉卢戎国的，但我们可以推测灭卢戎的时间点应该在公元前700---690年之间。楚国被卢罗联军打得大败发生于公元前700年；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在伐随途中不幸去世。以楚国当时的国力以及楚武王的战略水平，应该是先平定离郢城近在咫尺卢、罗两国的。这个时段楚国的政治活动中心可能已经以郢城为主，没过几年楚文王就把楚都迁到郢，因此楚国没有在卢、罗故地设县，而是作为京畿直接归中央管理，但在战略要地筑有城池。

史载：前613年，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外逃，另立政府。途经庐地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重返郢都。这个记载侧面反映楚国在卢戎故地通向北方要道上设有重兵把守的城池，守城将领爵位高。

所以结合考古断层可知，邹家湾古城遗址应建于楚国灭卢戎之后。汉水水运在古代运输大宗货物是其它方式无法替代的，荆襄古道是几千年来人类自然选择的结果，选择离汉水较近，郢都北上中原之要道，维水之北岸建城，无论从管理地方、城市生活、军事经济等方面看都是上策。如果楚国在卢戎故地筑城选在邹家湾之西九仙观附近，那是舍本求末，费力无用之举。到目前为止，在邹家湾遗址至九仙观一带还没有发现汉代以前的城市遗址。

3、遗址是邔县县治可能性也不大。邔县，秦置，汉高祖12年（公元前195年）分封给功臣邔侯，武帝时（公元前116年）国除为县，南北朝时和中庐县一同被废，以后再也没有复置。《水经注》对邔县方位有明确记载，邔县县治离汉水更近，不但不在维水边上，而且还在维水入沔口下边不少。

由于地球自转产生的惯性力，由北向南流动的河流对西岸有切割力；由西向东的河水对南岸有切割力。现今汉水流经鹿门山之后，拐向西南，至渭水入汉处又折向东南，这一段两边都是沙土质的河川平原。现今渭水在207国道（潼口，离邹家湾遗址很近）以上基本上沿着岗地低洼处曲折流淌，改道没有可能，出潼口后东南流向，于小河镇附近入汉。按照力学原理，如果汉代汉水流过鹿门山后向正南方向流淌，千百年后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就会折向西南方向；同理，若在汉代渭水出潼口后是沿着正东方向入汉，千百年后入汉口也会南移。有趣的是石泉先生说，有证据表明，汉代以后，汉水在现今欧庙、小河段向西改道不少。所以我们不能以现在河川面貌武断判断两千年前的事情。说不定邔县故城早就被汉水冲毁，水毁后又变成桑田，遗址在王集镇那边。

考虑到史籍记载的邔县县域方位大致位于宜城县北部，现今小河、欧庙一带，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汉代的邔县县域不仅有现今汉水西边的一些地方，一定还包括现今汉东一部分地域。汉代中庐县县域主体应该在县治西边，很有可能县治孤悬于县域东边，东、南、北不远处就是其他县的地域。这种现象不少见，比如现代广西的首府南宁偏南；明清时期的武昌县、汉阳县县治都是在县域边上，而且两城隔江而望；汉代的襄阳县治所在现今襄城西街至卫校一带，万山西和汉水北就是南阳郡邓县地界。

总而言之，考古虽然没有发现这个遗址就是中庐县故城的直接证据，但遗址断层时间吻合，方位吻合，文化堆积层也符合县城的特点，是汉代中庐县故城嫌疑最大，我们相信随着以后考古材料不断发现，一定能找到有力的直接证据。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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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雍

那是现代人伪作